文革回忆录《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简体版）出版
文革回忆录《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简体版）出版
Admin 周二 三月 26, 2013 5:12 am
文革回忆录《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简体版）出版
《雪地足迹》序
曹承义
徐正全这本书书名中有“足迹”一词，我觉得这个词是这本书的一个关键词，书中也多次提及，这是我们读这本书应该注意到的。这本回忆录，记录的就是作者命运的“足迹”：一个普通的产业工人投身文革，成了一个普通的基层造反派头头，从此他的命运就和文革纠缠在一起。无论过去了多少年，文革如影随形始终影响着他的人生，二十二岁时因文革入狱二十一年，出狱后至今二十多年的人生足迹都因前二十一年而延续。这本书的侧重面不是文革的运动轨迹、重大事件，而是他在文革中、文革后的所为所思以及因文革而改变的人生，也就是说写的是个人命运。这是徐书较之此前出版的几本武汉文革回忆录的不同之处。一位研究文革多有成果的先生说徐书社会学价值大，文革历史学欠缺，我认为是十分中肯准确的。
中国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拥有两万多职工，是全国著名的重点骨干企业。文革前，我在这个公司担任施工技术员。文革中，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令起来造反，当上了造反组织“新一冶革命代表大会”的一号头头。徐正全是一冶总公司下属县团级工业安装公司“新一冶”的一号头头，算是我的“下级”,我们的命运始终相连。徐正全讲到的二十一年监狱生活，我读得浑身发凉，万分难过。记得1989年底，徐正全出狱没几天，找到青山区红钢城我开的一间小服装店。十几年没见，两人淡淡一笑，一瓶六十度白酒，半个小时就见了底。我也因文革坐过五年牢，一对难兄难弟基本不谈监狱，谈起来心酸。徐正全出狱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交往也很多，但他坐牢的二十多年怎么过来的，看这本书前我了解得很少。
徐正全进入高墙二十一年，他写了自己在监狱这个小社会里的生活，写了其中形形色色的犯人。对于犯人，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官方确定的量刑标准，从犯人这方面来说，对判罚自己觉得冤还是不冤，自身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清醒还是不清醒，还有个人品质诸方面的原因，大致可以决定他在监狱中的表现。监狱方根据犯人的表现将其划分成积极改造和反改造，这在书中《三批犯人和两种量刑标准》等篇中都有叙述。事实是，如果量刑不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如果有法不依或者贪赃枉法，“反改造”则是很难避免的。
徐书中说到的狱政科某科长是一个利用职权挟私报复的典型。徐在狱中因表现突出多次被报减刑，却多次被他刷下，原因仅仅是徐没有满足他加工私活又不想按规定交加工费的私欲。你可以想象文革中因被批判而心存不满的当权派的报复会残酷到何等程度。
我敬重“马脸难看的苏队长”这个“极为正直、原则性强”的***干部，他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犯人洗澡不生炉子，我洗澡为什么要生个炉子？犯人和我一样都是人。”——他表里如一地的发自内心的平等思想，体现了毛主席“要把犯人当人看”指示的人道主义光辉和一以贯之的平等理想。
我想，如果当时党的干部都像苏队长一样廉洁奉公，严以律己，时时记住***人的责任，时时想到自己曾经举手宣誓忠于的理想，文化革命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可惜，事情不以我们的良好愿望为转移，***的干部中确有毛主席所痛恨的“阴暗面”，像徐书中讲到的“休了乡下原配旧人、娶了新夫人”的现代陈世美，像“感觉到当权派和工人的矛盾”一节中叙述的管理者对工人疾苦熟视无睹，还有像狱政科长那样利用职权谋私不成就挟私报复……
徐正全讲到的他对文革的看法，我读得心情激动。二十一年的青春年华因为文革在监狱里度过，他没有咒骂文革，他说他参加文革、带领他的工人兄弟和走资派干过一场是非常过瘾的事，是他六十多年人生中唯一的意义。
徐正全的书作为文革史来看，有它的不足，毕竟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一个造反组织的基层头头，一个因极简单的诉求而卷入文革、并为此深陷牢狱而与世隔绝二十一年的人。
他文革时最初的要求很简单、很朴素、很直白——要求与厂方有一纸合同，确认自己和二百多同伴的正式工身份，因为他认为，旧社会卖身契还让本人画押，如今工人阶级不是当家作主了吗？签订劳动合同这样大的事，为什么竟瞒着几百个当事人？这种蔑视工人切身利益的举措，在文革前管理者眼里算是极平常极正常不过的事情，也是如今有些精英故意视而不见的事。
当这种合理要求被视为大逆不道而遭遇批判会，于是才有了到省委、到北京去寻求公平裁判、寻求庇护的后续行动，才有了要求工作组销毁黑材料，才有了当陈伯达处理上海安亭事件的意见间接否定了他们上京行动后的“冲击中南海”、要求与陈伯达辩论、要求中央首长接见，等等。
有人认为这种造反不值一提，是“奉旨造反”。我说，关心国家大事，关心自己的命运和前途，伸张自己的正当诉求，正是人民造反的共性，说他们“奉旨”，实际上是故意贬低人民造反的意义。
徐正全记述了文革中发生在工安公司的首场武斗事件——百万雄师青山分部袭击新一冶的“六二三”事件。说武斗，其实不准确。武斗，顾名思义是矛盾的双方以武力互相冲突，而这次事件是手执大刀长矛、头戴藤条帽的百万雄师二百多武斗人员单方挑起的，是他们为抢夺广播站有组织的武力进攻，工安公司造反派根本无意武斗，也没有武斗的准备。徐等人不仅被打，还被抓到当时的青山百万雄师的据点——汽运六站，从时间上看，徐是工安公司第一个因参与文革挨打的。谁首先违背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事实做了最好的回答。
总之，你今天对文革全盘否定也好，胡乱非议也好，最终否定不了文革发生的事实，否定不了当时社会上和党内矛盾的尖锐存在，你不能因为诉求者、造反者这样那样的过失和不足而否定他们造反的必然性，否定文革发生的必然性。应该说，正是无数个徐正全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汇聚成了要求改变现状、追求公平正义的洪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载舟、覆舟之水，就是无数徐正全的泪水、汗水乃至血水。
现在，问题已经很清楚。否定文革的根本目的，就是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为了走如今已经清清楚楚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不仅文革中的造反派不答应，全国大多数人民群众也不愿意。
徐正全讲到的他那帮生死相依的朋友，我非常敬重，我也敬重徐正全，只有徐正全这样的人，才交得到这样的朋友。他出身贫苦，幼年丧父，十六岁就自食其力混生活，深知底层民众的疾苦。他为人仗义，学历不高但爱读书肯思考。无论当工人还是蹲监狱，都能结交一帮生死弟兄。他们都是当局和正人君子们所不待见的，而他们在艰难困苦中相濡以沫地活了下来，享受到人间最底层的关心和温暖，徐正全死缓归来后的人生也得以延续。
在徐正全的故乡遂宁，还有他生活、工作过的重庆、武汉，以及中国广大城市中，生活着无数工人、城市贫民。徐正全的回忆，用他及他的亲人、恩师、朋友、学友、工友和牢友的经历画出了一幅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这张图上最重要的部分，是他在逆境中得到受益匪浅的恩师教诲，是在逃避追杀时素不相识的普通百姓的慷慨解囊，是他的“战友”、“改友”、“牢友”给他的不求回报的雪中送炭。
徐的恩师尹邦藩，是那种对时事、对人生洞察入微，极有见地的民间高人。他对粮食紧张时期人的劣根性的分析鞭辟入里，他由衷赞颂毛主席提倡全国上下学雷锋的雄才大略。今天如果他还健在，会不会慨叹：如今人心不齐，世风日下，却再没有人能那样有效地凝聚起一个民族的爱心、责任心、自信心？
尹老师对当时有计划地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倍加赞扬，认为农业学大寨是惠及子孙的大好事，认为这件事一个国家迟早都要做，迟做不如早做，这代人不做下几代人终归要做。对历史事件、对前人的付出，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是他高于那些一味指责的事后诸葛的地方。
徐正全死缓归来后，孤苦伶仃，无业无家，被抛进了社会最底层——这是一切造反者的宿命：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好在人间还有真情在，好在他还有那么一些不与势利为伍的朋友。正是这些普通劳动者、普通老百姓，让徐正全没有白来这个世界一趟。于是他的笔，也由衷地歌颂了这样一些身在社会底层，却始终挺直腰杆堂堂正正做人，满怀真情帮扶弱者的人们——这是这本书最大的社会学意义。
最使我感动而且欣慰的，是徐正全对七二〇后工安公司“新一冶”几个人打死王荣炎师傅一事的认识。他在书中不隐瞒当时自己的漠视人命：王荣炎被打死后，竟“无任何内疚之感，好像这事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一样，什么都没想。人命关天在这里失效了”，觉得“就那大个事”。若干年后，才从自己生存权被践踏，悟到了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被敬畏，不管你是重权在握、腰缠万贯，还是一贫如洗，挣扎在社会底层。
徐正全是那种有担当的人，认识到事大了，并没有怨天尤人，没有为洗脱自己而去怪文革、怪毛主席、怪当年那个和自己一样年轻的过失致死王荣炎的四川娃李武超。
李武超等人把王师傅抓来“教训一下”不是毫无理由的。王荣炎是百万雄师武斗骨干，参加过打砸工安公司“新一冶”广播站的行动，曾经扬言要对自己的同事——新一冶九八纵队成员见一个杀一个；百万雄师一成立，就把文化革命变成了武化革命，没见过他们写过一张大字报，至今也弄不清楚他们到底杀死打伤多少造反派和无辜百姓。所以，七二○后武汉造反派报复百万雄师成员的现象相当普遍。
1968年，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已经开始，一冶军代表在工安公司必然要拿造反最坚决、最有影响力的徐正全、张治能开刀。他们和武汉公安机关军管会合谋，编造案情，以权代法，负有制止不力责任的徐正全、在现场但没有动手的张治能就被故意误判，致使两人蒙冤。后来咨询当时在法院工作的人，他们说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干扰，徐正全最多判五年。我知道一个例子，1967年武汉华工附中学生殴打一个同学（惯偷）致死，附中革委会代理主任王海峰不在现场，知道此事后派人去制止过，后来被判三年徒刑。
尽管事出有因，尽管饱受冤屈，徐正全还是毫不留情地批判自己，这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新一冶一号头头，我的责任也是逃不掉的。当时新一冶总部如果高度重视报复百万雄师成员在全市成风这件事，采取得力措施防患于未然，王荣炎被打死的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文革中我虽然和徐正全接触不多，但工安公司分部作为新一冶战斗力很强的一支队伍，那班青工敢闯敢冲又胆大妄为、难以约束，我是知道的，但是我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我至今对此追悔莫及。一个已经放弃抵抗的人的生命被剥夺，我知道他的亲朋永远不会原谅我们，因为我们的行为已经越过了人之为人的底线，任何辩解都是枉然。
我既没有保护好一冶职工王荣炎，也没有保护好造反派战友，对武汉当局有意造成大局失控、有意挑起两派对立的企图，对毛主席“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再告诫，都缺乏清醒的认识。我们为自己的无知付出了惨重代价。
文革中，一冶保守派死于非命的只有王荣炎一人，而造反派1967年六一七事件这一天就被百万雄师杀死三人，七二○前一工人在宿舍被百万雄师误认为造反派而被杀死；1968年在军管当局煽起的抢枪风中新一冶三人被127部队开枪打死；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1969年两清一批，二人被逼自杀（一人为造反派），一造反派被逼出走，两年后宣告死亡，另有两位普通干部死于五不准学习班；1976年后的清查中，自杀三人，其中二人为造反派，一人为同情造反派的干部。这只是我个人记忆所及。一冶人太多，我的记忆一定有遗漏。除此之外，一直走到今天的走资派，还有他们豢养的保守派及其变种如名目层出不穷的学习班里的动力、骨干，他们在文革十年里，在1976年以后的近十年里，与时俱进地给造反派加上各种罪名——牛鬼蛇神、现行反革命、五一六、北决扬、篡党夺权、三种人，从来没有停止对一冶造反派的打压整治，打伤打残，投入监狱，非法关押，整得精神失常、妻离子散，长期剥夺工作、学习、加薪、养老等合法权益，甚至株连妻儿父母。这些事，数不胜数，写不胜写，说不胜说。
我已进入晚年，回首往事，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这些人、这些事，一想起就悲从中来。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他们就不该有作为人的尊严？我们的错我们认，我们的责任我们负，我们该受的惩罚我们受，这个没得说。可走资派作的那些恶，总得有个说法吧？这么多年了，我们一句都没听到过。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当人民要给你们一个说法的时候，一切可就都晚了。
最后，我想说，进入暮年的造反派不少人写出回忆录，赞颂文革，痛斥当年和现在的走资派，为造反派正名，我都赞成。我读徐正全这本书时还想到，作为一支打了败仗的队伍，其中不甘失败的人，应该用与赞颂、批判同等的热情和精力来检讨、反省自身，并且以此和那些贪腐成性、视钱权为生命、视他人生命和尊严为草芥的人彻底划清界限。
2012年5月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
《雪地足迹》序
曹承义
徐正全这本书书名中有“足迹”一词，我觉得这个词是这本书的一个关键词，书中也多次提及，这是我们读这本书应该注意到的。这本回忆录，记录的就是作者命运的“足迹”：一个普通的产业工人投身文革，成了一个普通的基层造反派头头，从此他的命运就和文革纠缠在一起。无论过去了多少年，文革如影随形始终影响着他的人生，二十二岁时因文革入狱二十一年，出狱后至今二十多年的人生足迹都因前二十一年而延续。这本书的侧重面不是文革的运动轨迹、重大事件，而是他在文革中、文革后的所为所思以及因文革而改变的人生，也就是说写的是个人命运。这是徐书较之此前出版的几本武汉文革回忆录的不同之处。一位研究文革多有成果的先生说徐书社会学价值大，文革历史学欠缺，我认为是十分中肯准确的。
中国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拥有两万多职工，是全国著名的重点骨干企业。文革前，我在这个公司担任施工技术员。文革中，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令起来造反，当上了造反组织“新一冶革命代表大会”的一号头头。徐正全是一冶总公司下属县团级工业安装公司“新一冶”的一号头头，算是我的“下级”,我们的命运始终相连。徐正全讲到的二十一年监狱生活，我读得浑身发凉，万分难过。记得1989年底，徐正全出狱没几天，找到青山区红钢城我开的一间小服装店。十几年没见，两人淡淡一笑，一瓶六十度白酒，半个小时就见了底。我也因文革坐过五年牢，一对难兄难弟基本不谈监狱，谈起来心酸。徐正全出狱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交往也很多，但他坐牢的二十多年怎么过来的，看这本书前我了解得很少。
徐正全进入高墙二十一年，他写了自己在监狱这个小社会里的生活，写了其中形形色色的犯人。对于犯人，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官方确定的量刑标准，从犯人这方面来说，对判罚自己觉得冤还是不冤，自身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清醒还是不清醒，还有个人品质诸方面的原因，大致可以决定他在监狱中的表现。监狱方根据犯人的表现将其划分成积极改造和反改造，这在书中《三批犯人和两种量刑标准》等篇中都有叙述。事实是，如果量刑不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如果有法不依或者贪赃枉法，“反改造”则是很难避免的。
徐书中说到的狱政科某科长是一个利用职权挟私报复的典型。徐在狱中因表现突出多次被报减刑，却多次被他刷下，原因仅仅是徐没有满足他加工私活又不想按规定交加工费的私欲。你可以想象文革中因被批判而心存不满的当权派的报复会残酷到何等程度。
我敬重“马脸难看的苏队长”这个“极为正直、原则性强”的***干部，他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犯人洗澡不生炉子，我洗澡为什么要生个炉子？犯人和我一样都是人。”——他表里如一地的发自内心的平等思想，体现了毛主席“要把犯人当人看”指示的人道主义光辉和一以贯之的平等理想。
我想，如果当时党的干部都像苏队长一样廉洁奉公，严以律己，时时记住***人的责任，时时想到自己曾经举手宣誓忠于的理想，文化革命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可惜，事情不以我们的良好愿望为转移，***的干部中确有毛主席所痛恨的“阴暗面”，像徐书中讲到的“休了乡下原配旧人、娶了新夫人”的现代陈世美，像“感觉到当权派和工人的矛盾”一节中叙述的管理者对工人疾苦熟视无睹，还有像狱政科长那样利用职权谋私不成就挟私报复……
徐正全讲到的他对文革的看法，我读得心情激动。二十一年的青春年华因为文革在监狱里度过，他没有咒骂文革，他说他参加文革、带领他的工人兄弟和走资派干过一场是非常过瘾的事，是他六十多年人生中唯一的意义。
徐正全的书作为文革史来看，有它的不足，毕竟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一个造反组织的基层头头，一个因极简单的诉求而卷入文革、并为此深陷牢狱而与世隔绝二十一年的人。
他文革时最初的要求很简单、很朴素、很直白——要求与厂方有一纸合同，确认自己和二百多同伴的正式工身份，因为他认为，旧社会卖身契还让本人画押，如今工人阶级不是当家作主了吗？签订劳动合同这样大的事，为什么竟瞒着几百个当事人？这种蔑视工人切身利益的举措，在文革前管理者眼里算是极平常极正常不过的事情，也是如今有些精英故意视而不见的事。
当这种合理要求被视为大逆不道而遭遇批判会，于是才有了到省委、到北京去寻求公平裁判、寻求庇护的后续行动，才有了要求工作组销毁黑材料，才有了当陈伯达处理上海安亭事件的意见间接否定了他们上京行动后的“冲击中南海”、要求与陈伯达辩论、要求中央首长接见，等等。
有人认为这种造反不值一提，是“奉旨造反”。我说，关心国家大事，关心自己的命运和前途，伸张自己的正当诉求，正是人民造反的共性，说他们“奉旨”，实际上是故意贬低人民造反的意义。
徐正全记述了文革中发生在工安公司的首场武斗事件——百万雄师青山分部袭击新一冶的“六二三”事件。说武斗，其实不准确。武斗，顾名思义是矛盾的双方以武力互相冲突，而这次事件是手执大刀长矛、头戴藤条帽的百万雄师二百多武斗人员单方挑起的，是他们为抢夺广播站有组织的武力进攻，工安公司造反派根本无意武斗，也没有武斗的准备。徐等人不仅被打，还被抓到当时的青山百万雄师的据点——汽运六站，从时间上看，徐是工安公司第一个因参与文革挨打的。谁首先违背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事实做了最好的回答。
总之，你今天对文革全盘否定也好，胡乱非议也好，最终否定不了文革发生的事实，否定不了当时社会上和党内矛盾的尖锐存在，你不能因为诉求者、造反者这样那样的过失和不足而否定他们造反的必然性，否定文革发生的必然性。应该说，正是无数个徐正全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汇聚成了要求改变现状、追求公平正义的洪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载舟、覆舟之水，就是无数徐正全的泪水、汗水乃至血水。
现在，问题已经很清楚。否定文革的根本目的，就是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为了走如今已经清清楚楚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不仅文革中的造反派不答应，全国大多数人民群众也不愿意。
徐正全讲到的他那帮生死相依的朋友，我非常敬重，我也敬重徐正全，只有徐正全这样的人，才交得到这样的朋友。他出身贫苦，幼年丧父，十六岁就自食其力混生活，深知底层民众的疾苦。他为人仗义，学历不高但爱读书肯思考。无论当工人还是蹲监狱，都能结交一帮生死弟兄。他们都是当局和正人君子们所不待见的，而他们在艰难困苦中相濡以沫地活了下来，享受到人间最底层的关心和温暖，徐正全死缓归来后的人生也得以延续。
在徐正全的故乡遂宁，还有他生活、工作过的重庆、武汉，以及中国广大城市中，生活着无数工人、城市贫民。徐正全的回忆，用他及他的亲人、恩师、朋友、学友、工友和牢友的经历画出了一幅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这张图上最重要的部分，是他在逆境中得到受益匪浅的恩师教诲，是在逃避追杀时素不相识的普通百姓的慷慨解囊，是他的“战友”、“改友”、“牢友”给他的不求回报的雪中送炭。
徐的恩师尹邦藩，是那种对时事、对人生洞察入微，极有见地的民间高人。他对粮食紧张时期人的劣根性的分析鞭辟入里，他由衷赞颂毛主席提倡全国上下学雷锋的雄才大略。今天如果他还健在，会不会慨叹：如今人心不齐，世风日下，却再没有人能那样有效地凝聚起一个民族的爱心、责任心、自信心？
尹老师对当时有计划地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倍加赞扬，认为农业学大寨是惠及子孙的大好事，认为这件事一个国家迟早都要做，迟做不如早做，这代人不做下几代人终归要做。对历史事件、对前人的付出，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是他高于那些一味指责的事后诸葛的地方。
徐正全死缓归来后，孤苦伶仃，无业无家，被抛进了社会最底层——这是一切造反者的宿命：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好在人间还有真情在，好在他还有那么一些不与势利为伍的朋友。正是这些普通劳动者、普通老百姓，让徐正全没有白来这个世界一趟。于是他的笔，也由衷地歌颂了这样一些身在社会底层，却始终挺直腰杆堂堂正正做人，满怀真情帮扶弱者的人们——这是这本书最大的社会学意义。
最使我感动而且欣慰的，是徐正全对七二〇后工安公司“新一冶”几个人打死王荣炎师傅一事的认识。他在书中不隐瞒当时自己的漠视人命：王荣炎被打死后，竟“无任何内疚之感，好像这事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一样，什么都没想。人命关天在这里失效了”，觉得“就那大个事”。若干年后，才从自己生存权被践踏，悟到了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被敬畏，不管你是重权在握、腰缠万贯，还是一贫如洗，挣扎在社会底层。
徐正全是那种有担当的人，认识到事大了，并没有怨天尤人，没有为洗脱自己而去怪文革、怪毛主席、怪当年那个和自己一样年轻的过失致死王荣炎的四川娃李武超。
李武超等人把王师傅抓来“教训一下”不是毫无理由的。王荣炎是百万雄师武斗骨干，参加过打砸工安公司“新一冶”广播站的行动，曾经扬言要对自己的同事——新一冶九八纵队成员见一个杀一个；百万雄师一成立，就把文化革命变成了武化革命，没见过他们写过一张大字报，至今也弄不清楚他们到底杀死打伤多少造反派和无辜百姓。所以，七二○后武汉造反派报复百万雄师成员的现象相当普遍。
1968年，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已经开始，一冶军代表在工安公司必然要拿造反最坚决、最有影响力的徐正全、张治能开刀。他们和武汉公安机关军管会合谋，编造案情，以权代法，负有制止不力责任的徐正全、在现场但没有动手的张治能就被故意误判，致使两人蒙冤。后来咨询当时在法院工作的人，他们说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干扰，徐正全最多判五年。我知道一个例子，1967年武汉华工附中学生殴打一个同学（惯偷）致死，附中革委会代理主任王海峰不在现场，知道此事后派人去制止过，后来被判三年徒刑。
尽管事出有因，尽管饱受冤屈，徐正全还是毫不留情地批判自己，这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新一冶一号头头，我的责任也是逃不掉的。当时新一冶总部如果高度重视报复百万雄师成员在全市成风这件事，采取得力措施防患于未然，王荣炎被打死的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文革中我虽然和徐正全接触不多，但工安公司分部作为新一冶战斗力很强的一支队伍，那班青工敢闯敢冲又胆大妄为、难以约束，我是知道的，但是我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我至今对此追悔莫及。一个已经放弃抵抗的人的生命被剥夺，我知道他的亲朋永远不会原谅我们，因为我们的行为已经越过了人之为人的底线，任何辩解都是枉然。
我既没有保护好一冶职工王荣炎，也没有保护好造反派战友，对武汉当局有意造成大局失控、有意挑起两派对立的企图，对毛主席“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再告诫，都缺乏清醒的认识。我们为自己的无知付出了惨重代价。
文革中，一冶保守派死于非命的只有王荣炎一人，而造反派1967年六一七事件这一天就被百万雄师杀死三人，七二○前一工人在宿舍被百万雄师误认为造反派而被杀死；1968年在军管当局煽起的抢枪风中新一冶三人被127部队开枪打死；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1969年两清一批，二人被逼自杀（一人为造反派），一造反派被逼出走，两年后宣告死亡，另有两位普通干部死于五不准学习班；1976年后的清查中，自杀三人，其中二人为造反派，一人为同情造反派的干部。这只是我个人记忆所及。一冶人太多，我的记忆一定有遗漏。除此之外，一直走到今天的走资派，还有他们豢养的保守派及其变种如名目层出不穷的学习班里的动力、骨干，他们在文革十年里，在1976年以后的近十年里，与时俱进地给造反派加上各种罪名——牛鬼蛇神、现行反革命、五一六、北决扬、篡党夺权、三种人，从来没有停止对一冶造反派的打压整治，打伤打残，投入监狱，非法关押，整得精神失常、妻离子散，长期剥夺工作、学习、加薪、养老等合法权益，甚至株连妻儿父母。这些事，数不胜数，写不胜写，说不胜说。
我已进入晚年，回首往事，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这些人、这些事，一想起就悲从中来。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他们就不该有作为人的尊严？我们的错我们认，我们的责任我们负，我们该受的惩罚我们受，这个没得说。可走资派作的那些恶，总得有个说法吧？这么多年了，我们一句都没听到过。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当人民要给你们一个说法的时候，一切可就都晚了。
最后，我想说，进入暮年的造反派不少人写出回忆录，赞颂文革，痛斥当年和现在的走资派，为造反派正名，我都赞成。我读徐正全这本书时还想到，作为一支打了败仗的队伍，其中不甘失败的人，应该用与赞颂、批判同等的热情和精力来检讨、反省自身，并且以此和那些贪腐成性、视钱权为生命、视他人生命和尊严为草芥的人彻底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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