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炮打陈伯达同志的经过
文化革命造反派 :: 北京造反派 :: 清华“四一四”理论家周泉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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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炮打陈伯达同志的经过
Admin 周五 五月 10, 2013 7:12 am
我炮打陈伯达同志的经过
──我的第二次检查
清华大学四一四伟大转折纵队 周泉缨
1967.09.24
最高指示
“老实人敢讲真话，归根到底於人民事业有利……。”
我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犯了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现在我沉痛地向江青同志、伯达同志、中央文革，向一切革命同志检查交待我犯错误的全部思想过程和有关行动。并进一步检察错误的思想根源。
（一）思想过程
我怀疑陈伯达同志是九月一日开始的，但是思想来源是长久的。为了把问题交待清楚，我将我的思想发展过程列成下列几段来讲。
1. 一些主观的印象
文/化/大/革/命听说早就要收了。我的愿望是希望迅速建立新型的红色政权，恢复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平时状况。我以为大革命到今年二三月的状况应该说已经达到预期目的了。馀下的问题是将运动全盘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夺取最後胜利的成果。我认为这个过程越快越好，越快越能够保证成果，越快越容易发挥大革命的威力！推动各项事业的突飞猛进！
但是运动发展有其自己的规律，人民祗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因此我在414成立时的想法是以“分裂战胜分裂”以“乱”求“治”，以便更快地建立防修反修，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的新型无产阶级专政机构！
414成立後，陈伯达同志较多地过问了清华大学两大派的斗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陈伯达同志的“收”是不迫切的。而今年三四月份看，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越来越严重地泛滥起来，不断地冲击、破坏毛主席的战略布署，此时必须克服革命队伍里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破坏性和资产阶级思想，坚决地引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才可保证大革命取得胜利。在这个过程中，我总觉得陈伯达同志比较偏于倾向极左思潮，对於受“极左“思潮影响较大的革命小将帮助不大。并且在引导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关键时刻，在某些不该“收”的单位反而硬要“收”，其结果反而使得“收”不好，“收”不快。
从***的全局来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走得比较稳，其政策比较符合毛主席在每个关键时刻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重要指示。与上海相比，我觉得北京的政策变化较多，不太好捉摸。在此期间伯达同志一些讲话、行动我觉得摆度较大，比如对聂元梓问题，似如有别的甚麽用意似的。更重要的是对待总理的问题，我总觉得陈伯达同志很少保总理，大有搞掉总理之意。而我尽管在八九月份（1965年）对总理也有意见，觉得他折衷，但随着运动往後进展和大革命实践的考验，我愈来愈觉得总理後来的讲话比较和毛主席各个最新指示对得上口，和我们的想法也一致，迫切希望大革命最快地收好。总理给我们的印象是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地工作着，在处理问题时对中央文革特别是伯达同志很尊重。在权的问题上对毛主席很忠诚。总之我认为总理是个大“忠臣”，常务大权在总理手中就等於在毛主席手中，老百姓很放心。
所有这些印象是片面局部的，非常主观，像《水浒传》中“绿林好汉”观点。但就是它们成了我错误的思想认识起源。
2. 七二零突然事件
“七二零”事件之前，我到河南去了一趟，看了一看，一个任务是调查一下唐伟同志二月份在河南搞了些甚麽名堂，是否有根本原则问题，以决定是否吸收唐伟同志为东方红战团核心组；另一任务是从河南局势分析一下全国大革命的形势.调查完毕觉得按照康老、戚本禹同志原先对河南问题的调子是不难解决河南问题的。
“七二零”突然事件发生了。这件事对我振动很大，使我感到一种从来未有惊慌，我似乎闻到了政策有突变的火药味。政策一变，一切都变啦！这儿第一个问题是军权问题。如果对待军队也和过去炮打地方党委那样，那么军队必乱，军队一乱，军权就分散了。这样等於摧垮了毛主席、林副主席手中的大权，毁掉了“收”好大革命的最後依靠。***的前途是不堪设想的，我们的内战有可能从新再现。到那时***就是“收”了起来，成果也不可能真正得到。第二个问题是民心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待犯错误的造反派问题，是否造反派一犯错误就有打成保守派？这样势必加剧武斗，加深对立，未来会影响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损失也是惨重的！
面对这两个问题，当时我的精神是高度紧张的，焦虑和惊慌使我有些发狂，时怒时哀，当时很多同志都关心我得了“疯人症”！
但是另一方面我对七二零事件也感到奇怪，奇怪的是敌人为何这么凶？为什麽抓了王力又让他跑了？
总之，七二零事件使我完全到了“激发”状态，终於我再次像头次炮打刘少奇那样豁出去，发表了《414思潮必胜》大字报。我迫切希望毛主席他老人家看到我这张大字报，使他老人家立刻转舵，以便使全国都像上海那样稳步地收好***，夺取文/化/大/革/命地成果！
当时很多同志都劝我不要谈河南问题，派别问题。要谈团结问题和引导问题。我顽固地拒绝了！我的回答是：关键就在这儿！大字报要害问题就在这儿！但是为了策略起见，我没有和它们说明真意。
大字报发表後，团派和三七的同志集中火力加以批判，并且把大字报散发了出去，这样我就借助於它们的力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也是在我预料之中的。现在看来，的确这张大字报有很多缺点和错误，阴暗面谈得多，小资产阶级派性很强。此外，的确表达了我对当时政策的担忧。大字报中存在的那些问题，团派和三七的同志们都批评得正确。说实在的，大字报脱离了当时的时间、条件是不行的！
“七二零”事件和此事件後的情况使我怀疑中央还有大坏人，但是因为没有材料其对象是不明确的。
九月一日，江青同志发表了代表毛主席的重要讲话，标志着伟大转折，而陈伯达的位置从要害地位降了下来，王力等则不见了。於是，我断言414观点是基本上符合毛主席的意志的，而团派有的同志是错误的。同时我主观地政客似的怀疑陈伯达同志。确定了目标，把过去一切疑问完全加在伯达同志头上。
林杰问题的突然出现，种种谣言四张，炮打总理，炮打康老的风似乎又刮了起来。对此我觉得比较惊奇，觉得和自己的思路对不上了！後来师大问题起来，中央表态了，这一下似乎我的心里豁开朗了。我把天派的过火行动再一此按照自己的思路全部地安到陈伯达的头上。
但是此时，我祗有怀疑陈伯达之意，而并无炮打陈伯达之决心。一是怕打乱毛主席的战略布署，二是觉得材料不充分，三是中央一再说不要搞林杰问题，要相信毛主席。九月八日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我如饥似渴地读了文章，特别是最後一段，几乎是一字一句地读。姚文元讲：“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勇敢的，中国的革命人民是勇敢的。”平时很少用“勇敢”的，然而唯独这次用了“勇敢”二字。这正是姚文元同志在鼓励我们炮轰陶铸似的人物，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敢於牺牲。於是我的文章就得出了两个实用主义的结论：一是陈伯达可以炮打，二是中央命令我们炮打陈伯达但不想我们搞林杰。因为一不解决问题，二容易引起大规模派别斗争，转移视线。
当时我在怀疑一切的思想指导下，把文章一切要写的句子都加到了陈伯达同志身上，包括武汉问题等。
九月八日以后，我开始研究陈伯达的一些书，如十年内战窃国大盗袁世凯等。自然是去找毛病的，是带着有色眼镜去看的。九月十日左右，我把怀疑陈伯达的想法再次告诉杨忌非。而我自己则去开始写第一篇大字报：“重炮猛轰……”。到九月十三日中午杨把蹋对516通知发表以来陈伯达在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报告，陈伯达的《读湖南农民考查报告》的看法讲了讲。那天下午到晚上第一篇大字报基本上定了稿，并连夜抄写了出来。
第二天（十四号）中午贴出。十五号早晨我仔细看了《读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当然是带着框框看的了。於是我认为是反毛主席思想的大毒草。我决心迈出这危险的第一步了！当时，我还没“保险'的把握，但我认定这次怀疑陈伯达要比当时怀疑刘少奇时材料充分得多！特别是理论根据足得多。这时我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又被激发出来，我认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是勇敢的。姚文元文章点得那么明（当然是我带了有色眼镜的），中央已发出号召了，现在全北京市还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轰陈伯达的，我应当站出来，把脑袋系在腰间，於是，“毒草”就出笼了。
（二）尝试式的行动
我觉得当时炮打陈伯达是危险的，当时思想上原因主要不是材料和理论根据的不足，而是对毛主席的战略布署摸不准，同时对“炮打”後造成的影响不好估计。因此当我要炮打陈伯达同志时比我“8.22"炮打刘少奇更没底。比起给蒯翻案，成立414总部也更无把握。心中总觉得像走钢丝似的。为了预防万一，不连累战友，我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 关于缩小影响面的措施
ａ.把全部思路讨论祗限於我和杨忌非同志。
ｂ.在任何会议中作引导式的讲话，而绝不点明。
ｃ.在东方红战团内部宣布退出东方红，成立清华大学伟大转折纵队。在成立伟大转折纵队以后，力求不参加414总部会议。
ｄ.任何人问我有关问题决不作结论性的回答。大字报自抄自贴，并在必要时签上自己的名字，搞公开的不搞阴谋活动。
2. 力求让团派先炮打。
我从对情况的分析知道团派也在搞陈伯达的材料，我想让团派先打，因为它们有蒯大富这块硬牌子，打错了也没关系。而我们打错了危险更大一些。这里我的派性和私心是起作用的。在这里我采用了所谓“引鱼上勾”的办法。
ａ.9月12日我第一次用伟大转折纵队名义发表了一个形势声明，以便试探群众的情绪，做为一个“民意小测验”。後来，我觉得群众的思路很迟钝，又叫杨忌非去做一个小动作，贴个纸条“伟大转折纵队的英雄们，你们的矛头指向谁？”但是效果还是不隹。
ｂ.9.14（左右）我发表了“重炮猛轰……”的大字报。同时贴上条子“特大毒草，注意保存。”以引人注目。
我认为该大字报是比较稳的，但又是很露骨的，而且还留着一条诡谲的退路。
我想如果团派继此大字报炮打陈伯达则暂时不发表文章，看中央表态。如果团派批判该大字报，那么，我可以采取不理睬的方针，看中央表态。如果中央向我们发出警告，我可以死不认账把自己的怀疑点推倒王力身上而且还可以向团派倒打一耙。当然这里也是小资产阶级派性和耍小聪明！
（三）踏上破坏毛主席战略布署的台阶
当团派不发一炮的情况下，我再次分析了全校的形势，改变了战术措施，终於完全登上了炮打陈伯达同志，破坏毛主席战略布署的台阶！
我当时认为陈伯达是×××的後台，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团派是不可能炮打陈伯达同志的。我虽然也知道×××也在整陈伯达的材料，但我估计他在没有後台的情况下是没有魄力下定决心采取行动炮打陈伯达的。因此，这最危险的一步，只好我自己来迈了。
当时的思想情况是这样的：
第一、我对中央不够相信。认为该问题在没有群众的炮轰不可能彻底解决的。不彻底解决则全国、北京的派别斗争就不容易解决。政策不可能完全在群众心目中转过来，大革命不可能迅速地按照毛主席那样的收起来。为了加速解决问题，有必要轰一炮，反正你老是煽动小将轰总理、康老（我把轰总理、康老归到陈伯达同志头上。）这回我也豁出去了。抱个不平轰你一炮，扫扫你的威风。
第二、我的狂热性到达了顶峰、认为做为一个有魄力的革命小将决不能有点地位，有了“军队”而不干为事业当敢死队了，革命总得有人牺牲，没有牺牲就没有胜利。完蛋就完蛋，轰一炮！
第三、我觉得由于做了缩小打击面的措施，再加上我从来就和任何大人物、任何组织无连系，打错了对我是一个被动的考验，但决动摇不了我，於是我终於告别了我的战友，踏上了炮打伯达同志的台阶。
我决心下定後，我就请杨忌非同志来修改论文。
我告诉杨忌非同志写好一篇批判根本理论的文章就行，不必再整任何材料了。（在关键时刻，在关键的题上，人们的灵魂是要大暴露的。）我又说：“炮打”主要是靠中央表态。中央许可打了，只要透露对方的理论要点，群众立刻就会大规模发动起来，到那时，材料自然就有了。死整人事性的材料是纯军事观点，不懂得群众运动，万一失败了，还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因此，我和杨忌非祗写了“炮打……”的文章，没有整其他任何材料。
3、我决定自己签名抛大字报，以便出事以后，中央容易调查。同时也表示自己是忠诚的。
4、叫杨毁了自己的日记等物，我的日记等东西早已在去年八月准备炮轰刘少奇时烧光了，留下的其他材料，也在我总部成立时化为灰烬了。目的是怕出事以后多麻烦。
5、发完大字报，暂时躲避，以免群众在火头上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四）背景问题
团派同志认为我们的大字标有背景，其理由是不可能如此大胆。
的确我这次错误是严重地给党带来了很大损失，破坏了战略布署，这是我的罪过。然而後台是没有的。当我主观上认为自己是保卫毛主席豁出去的时候，我是抛弃一切的。甚麽官、名、前途之类都可以不视，我想反正老子活了二十四岁，甚麽也见过了，完蛋就完蛋，没什么了不起！
我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很顽固的，一个豁不出去，是没出息的！是不可能忠于毛主席的。
我一贯反对把自己和战友的命运莫名其妙地装在一个人物或一个组织的荷包里。战团里谁如果提出来去找找谁，我总是破口大骂：“他妈的，没出息的东西！”我认为，政治斗争是可知的。对於一个群众组织，它的成长、发展、壮大，它的生活，主要是看它的政治纲领是否符合***思想。主要是靠这种符合毛主席思想纲领的实现。去找後台莫非为了自己得到一种保护，一张不挫败的保票。这样就不叫干革命，而是叫干名利了！我对任何组织要以我们414的理论和实践去带动他们，他们好的东西可以学习，但不能依靠。我在414工作期间特别强调独立自主地按主席指示办事，认为革命小将应该直接按毛主席最高指示去衡量一切，这是防修反修的最根本的一条原理。只要光明正大，誓死保卫毛主席，就是错了，也容易回头。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自从414串联会以来，做为一个决策人之一，从来也没有去找过後台，也没有去依赖一个名牌群众组织，谁如果不信，可以调查。
（五）思想检查
我做为一个革命小将终於登上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破坏毛主席战略布署的台阶，犯了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在思想上不是偶然的。我思考起来有下列几点：
1. 严重的狂妄自大，不相信群众：
过份地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相信群众，尽管也可以开会提一些意见，但我总是用我一整套所谓理由去顽强地说服战友，驳倒他们能够动摇我决策的全部理由，逼迫他们去执行我所决定了的战局。在某些关键时机以至於使用集权，先斩後奏，当然事後是可以做个策略性的检查的，但决不触及灵魂。在414的全部工作我的民主气氛极少，特别是在关键时刻，同志们对我意见很大，由于严重的狂妄自大，使为慢慢脱离群众的意志。脱离客观实际，以自己主观去理解毛主席的战略布署和姚文元的文章。终於登上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毛主席战略布署的台阶。
这次事件一般是缩小圈子的，但也受到了同志们的劝告的，在第一张大字报出笼後，有个“三七”的同志看了我的大字报後，警告我当心坐牢！有东方红的同志警告我：你别太狂妄了！有的同志在会上大谈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意思是叫我止步。但我拿定主意後是不听意见的，认为自己动脑理解的毛主席布署前进哪有那么多害怕之理？
现在我觉得这样下去，是会脱离群众的，而结果必定有可能长期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而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越来越远！
2.小资产阶级狂热的自我表现。封建时代绿林好汉式的对待革命：
我在下决心时，有一个因素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我企图以自己所谓英雄气慨来开辟道路。一旦狂热性上升时，似乎具有很大的动力。此外，还有一种所谓“打抱不平”来对待革命。长期以来，总理、康老被炮打（当时我把炮打的原因归於伯达同志）。我想：总理如此忠诚，你还欺侮，他妈的！忠良不可欺！你煽动下面炮打总理、康老这批忠臣，我偏要打你一下，要扫扫你的威风。使用主义的判断加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代替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不顾大局，结果，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
3.无政府主义，对党不够信任：
大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的思想在我头脑中滋长起来，喜欢无根据地、实用主义地、按自己的意志去怀疑人。评论首长没有专政秩序的概念。在重大问题上离开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这次采取这样一个行动，是无政府主义在自己头脑里滋长的必然结果。其实中央首长在王力问题上已经再三说明了。可是我还瞎怀疑，狂妄地以群众的行动来支援中央解决问题，对党不够信任。
以上三条，是我这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原因。从思想上来说，是由于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未得到改造。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根本的原理，那就甚麽也做不成了。“回忆我犯错误的过程，自己头脑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使我在这两个根本原理上出了不少的毛病，我不够相信群众，不够相信党，而过份地相信了自己。这样下去是多麽危险啊！
今後我决心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决剜去思想上的毒瘤，使自己更好地前进。错误是压不垮革命小将的，被错误压垮的决不是革命小将！要前进就可能跌倒，要胜利就必然有失败。一切真正的革命小将都将像英雄的“海鸥”一样，在大革命的疾风骤雨中锻炼自己的翅膀。克服自己的弱点，沿着毛主席思想红太阳照耀的道路前进！前进！决不後退！
如果有人问我：“你以后还敢不敢闯？”我的回答将和一切犯过错误而又坚决改正的真正的革命小将一样坚定不移：“敢！敢！敢！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小将永远不怕牺牲。敢字当头！
高唱林副主席语录战歌勇敢猛烈地前进！
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於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主席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的第二次检查
清华大学四一四伟大转折纵队 周泉缨
1967.09.24
最高指示
“老实人敢讲真话，归根到底於人民事业有利……。”
我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犯了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现在我沉痛地向江青同志、伯达同志、中央文革，向一切革命同志检查交待我犯错误的全部思想过程和有关行动。并进一步检察错误的思想根源。
（一）思想过程
我怀疑陈伯达同志是九月一日开始的，但是思想来源是长久的。为了把问题交待清楚，我将我的思想发展过程列成下列几段来讲。
1. 一些主观的印象
文/化/大/革/命听说早就要收了。我的愿望是希望迅速建立新型的红色政权，恢复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平时状况。我以为大革命到今年二三月的状况应该说已经达到预期目的了。馀下的问题是将运动全盘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夺取最後胜利的成果。我认为这个过程越快越好，越快越能够保证成果，越快越容易发挥大革命的威力！推动各项事业的突飞猛进！
但是运动发展有其自己的规律，人民祗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因此我在414成立时的想法是以“分裂战胜分裂”以“乱”求“治”，以便更快地建立防修反修，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的新型无产阶级专政机构！
414成立後，陈伯达同志较多地过问了清华大学两大派的斗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陈伯达同志的“收”是不迫切的。而今年三四月份看，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越来越严重地泛滥起来，不断地冲击、破坏毛主席的战略布署，此时必须克服革命队伍里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破坏性和资产阶级思想，坚决地引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才可保证大革命取得胜利。在这个过程中，我总觉得陈伯达同志比较偏于倾向极左思潮，对於受“极左“思潮影响较大的革命小将帮助不大。并且在引导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关键时刻，在某些不该“收”的单位反而硬要“收”，其结果反而使得“收”不好，“收”不快。
从***的全局来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走得比较稳，其政策比较符合毛主席在每个关键时刻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重要指示。与上海相比，我觉得北京的政策变化较多，不太好捉摸。在此期间伯达同志一些讲话、行动我觉得摆度较大，比如对聂元梓问题，似如有别的甚麽用意似的。更重要的是对待总理的问题，我总觉得陈伯达同志很少保总理，大有搞掉总理之意。而我尽管在八九月份（1965年）对总理也有意见，觉得他折衷，但随着运动往後进展和大革命实践的考验，我愈来愈觉得总理後来的讲话比较和毛主席各个最新指示对得上口，和我们的想法也一致，迫切希望大革命最快地收好。总理给我们的印象是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地工作着，在处理问题时对中央文革特别是伯达同志很尊重。在权的问题上对毛主席很忠诚。总之我认为总理是个大“忠臣”，常务大权在总理手中就等於在毛主席手中，老百姓很放心。
所有这些印象是片面局部的，非常主观，像《水浒传》中“绿林好汉”观点。但就是它们成了我错误的思想认识起源。
2. 七二零突然事件
“七二零”事件之前，我到河南去了一趟，看了一看，一个任务是调查一下唐伟同志二月份在河南搞了些甚麽名堂，是否有根本原则问题，以决定是否吸收唐伟同志为东方红战团核心组；另一任务是从河南局势分析一下全国大革命的形势.调查完毕觉得按照康老、戚本禹同志原先对河南问题的调子是不难解决河南问题的。
“七二零”突然事件发生了。这件事对我振动很大，使我感到一种从来未有惊慌，我似乎闻到了政策有突变的火药味。政策一变，一切都变啦！这儿第一个问题是军权问题。如果对待军队也和过去炮打地方党委那样，那么军队必乱，军队一乱，军权就分散了。这样等於摧垮了毛主席、林副主席手中的大权，毁掉了“收”好大革命的最後依靠。***的前途是不堪设想的，我们的内战有可能从新再现。到那时***就是“收”了起来，成果也不可能真正得到。第二个问题是民心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待犯错误的造反派问题，是否造反派一犯错误就有打成保守派？这样势必加剧武斗，加深对立，未来会影响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损失也是惨重的！
面对这两个问题，当时我的精神是高度紧张的，焦虑和惊慌使我有些发狂，时怒时哀，当时很多同志都关心我得了“疯人症”！
但是另一方面我对七二零事件也感到奇怪，奇怪的是敌人为何这么凶？为什麽抓了王力又让他跑了？
总之，七二零事件使我完全到了“激发”状态，终於我再次像头次炮打刘少奇那样豁出去，发表了《414思潮必胜》大字报。我迫切希望毛主席他老人家看到我这张大字报，使他老人家立刻转舵，以便使全国都像上海那样稳步地收好***，夺取文/化/大/革/命地成果！
当时很多同志都劝我不要谈河南问题，派别问题。要谈团结问题和引导问题。我顽固地拒绝了！我的回答是：关键就在这儿！大字报要害问题就在这儿！但是为了策略起见，我没有和它们说明真意。
大字报发表後，团派和三七的同志集中火力加以批判，并且把大字报散发了出去，这样我就借助於它们的力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也是在我预料之中的。现在看来，的确这张大字报有很多缺点和错误，阴暗面谈得多，小资产阶级派性很强。此外，的确表达了我对当时政策的担忧。大字报中存在的那些问题，团派和三七的同志们都批评得正确。说实在的，大字报脱离了当时的时间、条件是不行的！
“七二零”事件和此事件後的情况使我怀疑中央还有大坏人，但是因为没有材料其对象是不明确的。
九月一日，江青同志发表了代表毛主席的重要讲话，标志着伟大转折，而陈伯达的位置从要害地位降了下来，王力等则不见了。於是，我断言414观点是基本上符合毛主席的意志的，而团派有的同志是错误的。同时我主观地政客似的怀疑陈伯达同志。确定了目标，把过去一切疑问完全加在伯达同志头上。
林杰问题的突然出现，种种谣言四张，炮打总理，炮打康老的风似乎又刮了起来。对此我觉得比较惊奇，觉得和自己的思路对不上了！後来师大问题起来，中央表态了，这一下似乎我的心里豁开朗了。我把天派的过火行动再一此按照自己的思路全部地安到陈伯达的头上。
但是此时，我祗有怀疑陈伯达之意，而并无炮打陈伯达之决心。一是怕打乱毛主席的战略布署，二是觉得材料不充分，三是中央一再说不要搞林杰问题，要相信毛主席。九月八日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我如饥似渴地读了文章，特别是最後一段，几乎是一字一句地读。姚文元讲：“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勇敢的，中国的革命人民是勇敢的。”平时很少用“勇敢”的，然而唯独这次用了“勇敢”二字。这正是姚文元同志在鼓励我们炮轰陶铸似的人物，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敢於牺牲。於是我的文章就得出了两个实用主义的结论：一是陈伯达可以炮打，二是中央命令我们炮打陈伯达但不想我们搞林杰。因为一不解决问题，二容易引起大规模派别斗争，转移视线。
当时我在怀疑一切的思想指导下，把文章一切要写的句子都加到了陈伯达同志身上，包括武汉问题等。
九月八日以后，我开始研究陈伯达的一些书，如十年内战窃国大盗袁世凯等。自然是去找毛病的，是带着有色眼镜去看的。九月十日左右，我把怀疑陈伯达的想法再次告诉杨忌非。而我自己则去开始写第一篇大字报：“重炮猛轰……”。到九月十三日中午杨把蹋对516通知发表以来陈伯达在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报告，陈伯达的《读湖南农民考查报告》的看法讲了讲。那天下午到晚上第一篇大字报基本上定了稿，并连夜抄写了出来。
第二天（十四号）中午贴出。十五号早晨我仔细看了《读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当然是带着框框看的了。於是我认为是反毛主席思想的大毒草。我决心迈出这危险的第一步了！当时，我还没“保险'的把握，但我认定这次怀疑陈伯达要比当时怀疑刘少奇时材料充分得多！特别是理论根据足得多。这时我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又被激发出来，我认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是勇敢的。姚文元文章点得那么明（当然是我带了有色眼镜的），中央已发出号召了，现在全北京市还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轰陈伯达的，我应当站出来，把脑袋系在腰间，於是，“毒草”就出笼了。
（二）尝试式的行动
我觉得当时炮打陈伯达是危险的，当时思想上原因主要不是材料和理论根据的不足，而是对毛主席的战略布署摸不准，同时对“炮打”後造成的影响不好估计。因此当我要炮打陈伯达同志时比我“8.22"炮打刘少奇更没底。比起给蒯翻案，成立414总部也更无把握。心中总觉得像走钢丝似的。为了预防万一，不连累战友，我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 关于缩小影响面的措施
ａ.把全部思路讨论祗限於我和杨忌非同志。
ｂ.在任何会议中作引导式的讲话，而绝不点明。
ｃ.在东方红战团内部宣布退出东方红，成立清华大学伟大转折纵队。在成立伟大转折纵队以后，力求不参加414总部会议。
ｄ.任何人问我有关问题决不作结论性的回答。大字报自抄自贴，并在必要时签上自己的名字，搞公开的不搞阴谋活动。
2. 力求让团派先炮打。
我从对情况的分析知道团派也在搞陈伯达的材料，我想让团派先打，因为它们有蒯大富这块硬牌子，打错了也没关系。而我们打错了危险更大一些。这里我的派性和私心是起作用的。在这里我采用了所谓“引鱼上勾”的办法。
ａ.9月12日我第一次用伟大转折纵队名义发表了一个形势声明，以便试探群众的情绪，做为一个“民意小测验”。後来，我觉得群众的思路很迟钝，又叫杨忌非去做一个小动作，贴个纸条“伟大转折纵队的英雄们，你们的矛头指向谁？”但是效果还是不隹。
ｂ.9.14（左右）我发表了“重炮猛轰……”的大字报。同时贴上条子“特大毒草，注意保存。”以引人注目。
我认为该大字报是比较稳的，但又是很露骨的，而且还留着一条诡谲的退路。
我想如果团派继此大字报炮打陈伯达则暂时不发表文章，看中央表态。如果团派批判该大字报，那么，我可以采取不理睬的方针，看中央表态。如果中央向我们发出警告，我可以死不认账把自己的怀疑点推倒王力身上而且还可以向团派倒打一耙。当然这里也是小资产阶级派性和耍小聪明！
（三）踏上破坏毛主席战略布署的台阶
当团派不发一炮的情况下，我再次分析了全校的形势，改变了战术措施，终於完全登上了炮打陈伯达同志，破坏毛主席战略布署的台阶！
我当时认为陈伯达是×××的後台，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团派是不可能炮打陈伯达同志的。我虽然也知道×××也在整陈伯达的材料，但我估计他在没有後台的情况下是没有魄力下定决心采取行动炮打陈伯达的。因此，这最危险的一步，只好我自己来迈了。
当时的思想情况是这样的：
第一、我对中央不够相信。认为该问题在没有群众的炮轰不可能彻底解决的。不彻底解决则全国、北京的派别斗争就不容易解决。政策不可能完全在群众心目中转过来，大革命不可能迅速地按照毛主席那样的收起来。为了加速解决问题，有必要轰一炮，反正你老是煽动小将轰总理、康老（我把轰总理、康老归到陈伯达同志头上。）这回我也豁出去了。抱个不平轰你一炮，扫扫你的威风。
第二、我的狂热性到达了顶峰、认为做为一个有魄力的革命小将决不能有点地位，有了“军队”而不干为事业当敢死队了，革命总得有人牺牲，没有牺牲就没有胜利。完蛋就完蛋，轰一炮！
第三、我觉得由于做了缩小打击面的措施，再加上我从来就和任何大人物、任何组织无连系，打错了对我是一个被动的考验，但决动摇不了我，於是我终於告别了我的战友，踏上了炮打伯达同志的台阶。
我决心下定後，我就请杨忌非同志来修改论文。
我告诉杨忌非同志写好一篇批判根本理论的文章就行，不必再整任何材料了。（在关键时刻，在关键的题上，人们的灵魂是要大暴露的。）我又说：“炮打”主要是靠中央表态。中央许可打了，只要透露对方的理论要点，群众立刻就会大规模发动起来，到那时，材料自然就有了。死整人事性的材料是纯军事观点，不懂得群众运动，万一失败了，还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因此，我和杨忌非祗写了“炮打……”的文章，没有整其他任何材料。
3、我决定自己签名抛大字报，以便出事以后，中央容易调查。同时也表示自己是忠诚的。
4、叫杨毁了自己的日记等物，我的日记等东西早已在去年八月准备炮轰刘少奇时烧光了，留下的其他材料，也在我总部成立时化为灰烬了。目的是怕出事以后多麻烦。
5、发完大字报，暂时躲避，以免群众在火头上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四）背景问题
团派同志认为我们的大字标有背景，其理由是不可能如此大胆。
的确我这次错误是严重地给党带来了很大损失，破坏了战略布署，这是我的罪过。然而後台是没有的。当我主观上认为自己是保卫毛主席豁出去的时候，我是抛弃一切的。甚麽官、名、前途之类都可以不视，我想反正老子活了二十四岁，甚麽也见过了，完蛋就完蛋，没什么了不起！
我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很顽固的，一个豁不出去，是没出息的！是不可能忠于毛主席的。
我一贯反对把自己和战友的命运莫名其妙地装在一个人物或一个组织的荷包里。战团里谁如果提出来去找找谁，我总是破口大骂：“他妈的，没出息的东西！”我认为，政治斗争是可知的。对於一个群众组织，它的成长、发展、壮大，它的生活，主要是看它的政治纲领是否符合***思想。主要是靠这种符合毛主席思想纲领的实现。去找後台莫非为了自己得到一种保护，一张不挫败的保票。这样就不叫干革命，而是叫干名利了！我对任何组织要以我们414的理论和实践去带动他们，他们好的东西可以学习，但不能依靠。我在414工作期间特别强调独立自主地按主席指示办事，认为革命小将应该直接按毛主席最高指示去衡量一切，这是防修反修的最根本的一条原理。只要光明正大，誓死保卫毛主席，就是错了，也容易回头。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自从414串联会以来，做为一个决策人之一，从来也没有去找过後台，也没有去依赖一个名牌群众组织，谁如果不信，可以调查。
（五）思想检查
我做为一个革命小将终於登上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破坏毛主席战略布署的台阶，犯了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在思想上不是偶然的。我思考起来有下列几点：
1. 严重的狂妄自大，不相信群众：
过份地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相信群众，尽管也可以开会提一些意见，但我总是用我一整套所谓理由去顽强地说服战友，驳倒他们能够动摇我决策的全部理由，逼迫他们去执行我所决定了的战局。在某些关键时机以至於使用集权，先斩後奏，当然事後是可以做个策略性的检查的，但决不触及灵魂。在414的全部工作我的民主气氛极少，特别是在关键时刻，同志们对我意见很大，由于严重的狂妄自大，使为慢慢脱离群众的意志。脱离客观实际，以自己主观去理解毛主席的战略布署和姚文元的文章。终於登上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毛主席战略布署的台阶。
这次事件一般是缩小圈子的，但也受到了同志们的劝告的，在第一张大字报出笼後，有个“三七”的同志看了我的大字报後，警告我当心坐牢！有东方红的同志警告我：你别太狂妄了！有的同志在会上大谈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意思是叫我止步。但我拿定主意後是不听意见的，认为自己动脑理解的毛主席布署前进哪有那么多害怕之理？
现在我觉得这样下去，是会脱离群众的，而结果必定有可能长期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而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越来越远！
2.小资产阶级狂热的自我表现。封建时代绿林好汉式的对待革命：
我在下决心时，有一个因素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我企图以自己所谓英雄气慨来开辟道路。一旦狂热性上升时，似乎具有很大的动力。此外，还有一种所谓“打抱不平”来对待革命。长期以来，总理、康老被炮打（当时我把炮打的原因归於伯达同志）。我想：总理如此忠诚，你还欺侮，他妈的！忠良不可欺！你煽动下面炮打总理、康老这批忠臣，我偏要打你一下，要扫扫你的威风。使用主义的判断加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代替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不顾大局，结果，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
3.无政府主义，对党不够信任：
大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的思想在我头脑中滋长起来，喜欢无根据地、实用主义地、按自己的意志去怀疑人。评论首长没有专政秩序的概念。在重大问题上离开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这次采取这样一个行动，是无政府主义在自己头脑里滋长的必然结果。其实中央首长在王力问题上已经再三说明了。可是我还瞎怀疑，狂妄地以群众的行动来支援中央解决问题，对党不够信任。
以上三条，是我这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原因。从思想上来说，是由于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未得到改造。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根本的原理，那就甚麽也做不成了。“回忆我犯错误的过程，自己头脑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使我在这两个根本原理上出了不少的毛病，我不够相信群众，不够相信党，而过份地相信了自己。这样下去是多麽危险啊！
今後我决心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决剜去思想上的毒瘤，使自己更好地前进。错误是压不垮革命小将的，被错误压垮的决不是革命小将！要前进就可能跌倒，要胜利就必然有失败。一切真正的革命小将都将像英雄的“海鸥”一样，在大革命的疾风骤雨中锻炼自己的翅膀。克服自己的弱点，沿着毛主席思想红太阳照耀的道路前进！前进！决不後退！
如果有人问我：“你以后还敢不敢闯？”我的回答将和一切犯过错误而又坚决改正的真正的革命小将一样坚定不移：“敢！敢！敢！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小将永远不怕牺牲。敢字当头！
高唱林副主席语录战歌勇敢猛烈地前进！
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於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主席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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