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同志二、三事
江青同志二、三事
Admin 周四 五月 09, 2013 4:27 pm
江青同志二、三事
发布者: 迭飞|
原作者: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
作者：迭飞
又是一个淅淅沥沥雨天清晨，听着窗户外淅淅沥沥雨声，思绪万千。辗转反复，想起江青同志的当年嘱咐，索性起床，敲打起了键盘。如读者看了以下第1小节满有兴味，那，我保证继续写下去。而本来打算是让肚子里所有的故事，连同我一起烂掉进坟墓的。我保证，对我所写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1
早些天，在红色网站，读到项观奇先生所写《戚本禹：毛主席谈他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文章，其中提到毛主席特别崇敬孙中山先生的原话，我就产生了写作冲动。
中山先生早期伟大理想，是在中国建立两党制，同美国一样。这是毫无疑问的。青年***是华盛顿崇拜者。***也有被西方称为中国华盛顿的（当然，也有人称毛主席是中国列宁）。毛主席会不会也曾立志在中国建立两党制？如真这样，那，毛主席为什么要搞***？就有了正确的无可置疑的答案。而曾被资本主义改革派否定了的伟大红色青年——红卫兵运动，也就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有了正确的定位。这促使我想起了江青同志在文革期间对我说过的几段话，可能会对毛主席一生中，通过为中国人民所作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却体现出深远战略思想的内容，做出佐证。可能由于年代久远，很多记忆都不准确了。但我保证，基本意思绝对没错。
江青同志是毛主席在***中的私人代表。一般情况，的确这样。我对江青同志所说每一句话，都是传达了毛主席的意思，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并不否认，本人是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分子。有幸文革中，被广大毛主义红卫兵战士推举出来，担任毛主席主义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总指挥。我为什么要交代具体职务呢，绝不是为了自我宣扬（现在宣扬这一些没意思），实在是为文章内容的展开。否则，人家会问，江青同志怎么找上你啦？你有什么资格资历呀？我回答不上来。不仅江青同志曾找过我，春桥同志曾找过我，连毛主席本人也曾找过我。我无法否认这些历史真实。这些记忆，永远留在了我脑海里。成为我生命的组成部分。当然，我的真实姓名，不是本文开头署名。
长话短说。1966年的12月份，天气寒冷。一天晚上，一辆黑色红旗轿车突然在我们指挥部（上海富民路一段，具体地址，我记不清了）门口停下。车上匆匆走下两人，一男一女。女的，中等个，穿黑色大衣，戴白色大口罩。他们穿过一楼朝南的大房间，径直到了北边的小房间。点名道姓说找我。门口秘书组同志通知我后，我立即就从二楼下来了。
文革期间，由于曾接待过聂元梓，听她作过的报告。当初，她就是戴着大口罩到我们部来的。所以，我知道，一定是有来头的。还没等我开口询问，男同志就主动开口了。他说：“这是江青同志，后面有车跟踪，想到你们总部避一避。时间不会太久，一会就走。”江青同志很和蔼。很有修养。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声音不高。也不低。她对我说：“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吗？”我老老实实回答：“反对修正主义”。这样的标准回答，如果问上上海的任何红卫兵战士，恐怕谁都会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你是第几批受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我说：“第二批，8.31。我们学校第一批，8.18，大多是干部子弟。我们工农子弟得到消息后，不服气，于是，急急忙忙上北站，上了火车，一下就到北京来了。我甚至还穿了拖鞋，是到了北京才现买的球鞋。为了纪念，所以，我们红卫兵组织的名称就叫8.31***主义红卫兵。”“哦，哦。”听江青同志没说话，我继续往下说：“后来，毛主席主义红卫兵大联合，成立了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
“斗过老干部吗？”江青同志很和气很严肃地问。“斗过。”我又老老实实回答。“不过，很温和，也很友善。开会时，总让他们坐着说话，很少让他们站着说话的。还倒水给他们喝。从来没对他们厉害过。”“这就对了。”“陈丕显同志知道吗？”“知道，他是市委第一书记呀。”“他可是长征路上红小鬼。你们可要好好保护他呀。”“还有，知道你们现在办公屋子是谁住的吗？”我又老老实实回答：“不知道。我们看别的红卫兵抄过家了。又没人住，就把这幢屋子当总部了。一共三个楼面。”
“我告诉你们呀，可要善待屋子的主人，不要难为他。这个屋子呀，也要好好保管好。以后物归原主，也可以有个交代。”停顿了一下（可能口罩悟得厉害，喘不过气来），江青同志接着说：“你们千万要注意，斗老干部时，狠是要狠的，但不要太狠。那样，你们就会犯错误的。”“让他们转变思想是对的。但文/化/大/革/命的副产品，必然是，将来，他们会从心底下，反感你们的做法。不管你们怎么做，他们都会对你们是有看法的。所以，你们要做好他们秋后算账思想准备。”江青同志说到这里，完全是一种非常严肃口气。补充说：“就怕他们不算账。算账，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你们可不要学他们。怨怨相报，何时得了！要学会以一颗宽容心对待他们。”说实话，我当时听了，真感到不可理解。秋后算账？我们吃苦头？还有什么好处啊？！
再后来，为了消磨时间，不至于冷场，我顺便向江青同志认真反映了其它的事情，比如，我所在的学校，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我是应届毕业生。运动开始后，学生中分成两派。春桥同志的女儿张维维，同我是两派，她是保守派，保校党总支，保中共市委，保陈丕显，保曹狄秋。而我是造反派。反校党总支，反中共市委，反陈丕显，反曹狄秋。我们是同班同学。她还是我的入团介绍人。我们观点很对立。有一次，她曾称我不注意，在我进教室门口时，在门框上放了一桶浆糊，我一推门，浆糊哗的一下，就倾倒了下来，搞得我头上身上，满是浆糊。班里保守派的同学无不哈哈大笑。我连忙跑进二楼厕所间，洗了好久，总算洗干净了。江青同志听了也哈哈大笑起来。说：“是吗？春桥同志有这样厉害的女儿吗？回头我问问春桥去。”江青同志又在小屋里站了一会（因我们刚搬进来，房间里暂时还没有桌椅）。也没请她坐。更没有倒口水给她喝（这是我一生中非常遗撼事情）。大约10多分钟过去后，那位秘书兼保卫样的男同志就说：“好了，差不多跟踪的车走远了。江青同志，我们走吧”。于是，江青同志就同我们一一握手道别。这一晃，就过去了好多年。以后，我又见过她几次。还听到过她传达的毛主席对我们红卫兵组织具体指示。
2
由于年代久远，记忆有错，可能细节不清楚了。比如，这个到底是张维维同学本人往我脸上贴的大字报，还是头上真倒下了浆糊。即便当时，也是一桩说不清道不白公案。因为我眼睛什么也看不清了。但听到的嘲笑声，是真真切切的。
可能现在的年轻读者感到不可思议：又不是愚人节，玩笑开得也太过分了！但在当时，由于我所在学校和班级都属于少数派。文革刚开始，向校党总支写大字报猛烈开火的，就我们区区十几人。受到围攻、围观和恶作剧是难免的。这件事，后来，大联合时，军宣队进校，张维维同学也在全校大会上向我公开作了道歉，我当时就在台下坐着，一直到我上山下乡后，给张维维同学去了信，说明我已原谅她了。对她的道歉，我表示真诚欢迎。她也曾给我回过信（可惜，信在以后政治审查中丢失了）。但她本人绝想不到，我会在背后向江青同志告她的状。可能现在需要道歉的是我而不是她了。尤其是我，绝不应在网上公开这些事。很多读者可能搞不清，怎么，春桥同志是造反派，她女儿反而是保守派？可能吗？迭飞同志，你又在编故事了。我要说，世上一切皆有可能。我还在校园里听说，他们父女俩，只要一回家就吵翻天的传闻。不过，我可从没核实过。这同文革大革命时期，几乎每个家庭都会从政治立场上分成造反、保守、中立三派一样。现在，我所要回忆的，正是江青同志无产阶级革命家宽广的胸怀，使我在三个月后，思想上真正受到了震动。一生受益。时间：大约1967年的3月。地点：北京市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开幕式。这个地点，是绝对不会有错的。
我们上海方面，当时在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核心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正在筹备召开上海市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听到北京要召开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了，于是就想到是否应派代表去北京参加会议。正巧，北京中学生方面也寄来了请柬。经讨论和上级批准，我们一共派出了三位代表，其中一位是红中技的代表，姓名我还记得清，是朱根祥。北京方面很客气，安排我们三人全部在主席台上就坐。人民大会堂，好气派啊！我可从没想到，一生中会走进人民大会堂，更做梦也想不到，会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就坐。后来，小朱对我说，坐在台上好不自在，下面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我们，干脆还是坐到下面去吧，于是，我们俩悄悄走下去了，留下最后一位红西南代表，因为他要代表上海全市中学生红卫兵发言，没法离开。前面几排都坐满了。我们看最后几排还有空，就坐到那里去了。没想到，居高临下，这个位置还真找对了。全场情况，一目了然。会议开始不久。我们就看到，会场中间，显然存在对立的两种情绪。以中心线为界。几乎一半对一半。喊声、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完全是属于对抗性的。这边喊什么，那边必回敬什么；反之，亦然。究竟喊什么，吵吵嚷嚷，无法分辨。我们也不了解北京市文/化/大/革/命两派斗争的情况，所以，无法区分谁对谁错。我们也不准备介入。
临到江青同志作贺词，我们听清楚了，是双方唱出来，而内容显然是矛盾的歌声。这边唱蝶恋花：我失骄杨，君失柳；那边必唱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完了就是口号声、掌声、喊声。反对的一方，分明是在气江青同志。我猜想，一定多数是干部子弟，工农子弟，绝对不会这样做。都说，打人不打脸，伤口上不撒盐。我真想站到会场中心线上大喊：让江青同志把话讲完嘛！换了别人，谁受得了？！可，江青同志，不愧是久经考验、经过无数革命斗争考验的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台上中心位置，稳稳当当地站着，心平气和、一字不漏地把手里的讲稿从头至尾念完，声调是那样地平静，语气是那样地和缓，听起来，同我三个月前，她面对面，侃侃而谈毫无二致，仿佛台下人山人海观众中根本不存在有敌视她情绪似的。这就非常的了不起！
江青同志发言结束后，是各省市红卫兵代表们一个接一个的发言。时间拉得很长。江青同志，仍在台上耐心而平静地坐着。用心认真地听大家发言，有时临场发挥，作些指示什么的，一直到会议结束，没离开主席台一步。大会结束后，我顿然回首，向尊敬的江青同志行最后的注目礼，依依不舍离开了人民大会堂。我知道她绝对想不到，台下有她这么一个铁杆拥护与支持者，在默默地向她致敬，向她作福。说真的，在走出人民大会堂时，我心里后悔极了，蛮好不要离开主席台的，那样，一定会有同江青同志说几句话机会，握个手也好。没想到，后面又有喜剧性的结果在等着我。还没等我走多远。一辆黑色的红旗牌小轿车嘎地在我面前停下了。江青同志竟笑呵呵从车上向我伸出手来，同我打招呼。同志们不要以为我在说故事。拿现在国家领导人相比，想见到大人物，简直比登天还难。文/化/大/革/命中，一切皆是那样的平常。想见春桥同志，只要向他写封信就行。走在大街上，说不定就碰到了某领导人。我在上海的淮海路上，就几次碰到姚文元同志，他同我一样，在新华书店里购书看书，平常得像普通人一样。不过，我们彼此从来不说话，虽然互相认识。他们是我们劳动人民的领导人。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他们同我们一样，不知道什么叫做秀。今天是五 国际劳动节，是我们劳动人民共同的节日。回忆这些，非常有意义。由于时间匆忙，江青同志当时只来得及同我说一句话：别忘了，回上海后，立即找春桥同志，他有事找你！
3
在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成立大会结束后，我和小朱粗粗游览一下故宫、万里长城，因为心中有事，也没怎么欣赏，就匆匆回沪了。我马不停蹄即赶往康平路小会议室。门卫由于我常去开会，面孔都是熟悉的。我告诉是春桥同志找我有事，也许事先已得到通知，于是没怎么问，就放我进去了。到了一楼会议室，进门后，春桥同志早就在那等候了。边上没旁人。整个会议室里静悄悄的。我向春桥同志问好后，等着春桥同志指示。春桥同志讲的也是普通话，比起江青同志，在标准性方面似乎有点距离。不过，听起来，还是很清楚，很少有山东地方口音。春桥同志说，本来指派你代表上海的中学生红卫兵去北京开会，江青同志在会上有事找你，不想到处找不着。说到这，春桥同志明显有点不高兴，语气也加重了，你这位小同志（我当时才刚满20岁），好是好，缺点就是组织纪律性太差，想怎么地，就怎么地。我们有事找你这个红卫兵领袖，是有道理的。你不在上海时，市革委会已开过扩大会议了，想必你也听到传达了吧。我说，没有啊，还没有来得及。江青同志找你，也不是她要找你，是毛主席要找你。我听了紧张起来，心里扑通直跳，竖着耳朵听。现在，你可以记录。一般情况下，我去见市里首长，他们讲话，我都是不做记录的。就凭脑子里强记，事后再补记。这次，我知道事情重大，于是情不自禁地拿起了笔，记录了如下的文字。春桥同志慎重其事说，毛主席要你们***主义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改名。就这一句话？没了。我问，没了。哦，还有，我可以对你说一说，江青同志在北京传达毛主席要所有的***主义红卫兵改名的指示后，北京电影学院***主义公社迅速行动起来，已改成***共产主义公社了。你们具体叫什么名字，由你们决定，我们不参加意见。当然，也不用仓促行事。回去后，同指挥部上上下下群众商量，记住，一定要取得大家的一致同意。务必注意这一点。既不能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又要把事情办好了。你们不是立志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吗，现在就看你们具体落实了。光喊口号不行。有志者事竟成。最后这句话，我已从春桥同志那里听到数次了。这一次，印象特别深刻，记了一辈子。有志者事竟成。春桥同志还告诉我，由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联名发表的紧急通告，其中有你们***主义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上海和全国各大报纸都转载了。你知道，这是毛主席的决定。当时，有报社编辑同志，其中也有我们上海的解放日报社编辑同志，向毛主席报告，紧急通告有毛主席主义提法，是否会给外界造成中央已同意的误解。毛主席经慎重考虑，还是决定见报和向全国广播。毛主席说，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不能影响群众的积极性。
我匆匆向春桥同志告别，回到指挥部后就急忙起草了一份通知，打印多份（当时，我们有自己的铅打印机，是成立时，得到闸北区委批准购买的，由区委出钱），让宣传组的同志立即分发到各学校去了。通知上把毛主席的指示用大号字标明，也把北京电影学院毛主义公社已听毛主席话，改名毛主席共产主义公社的事说了说，他们仅加了两个字，就解决了问题。本来想大家一定会热烈响应，只要超过半数基层组织赞同，就可立即向社会公开了。没想到，广大毛主义红卫兵战友经过讨论后，几乎百分之百地表示不赞同。纷纷来信来电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还有的基层组织表示，要改名，就请毛主席亲自为我们改。这就太难办了。有志者事竟不成了。我一看，简直没办法，向春桥同志汇报吧，怕挨批；不汇报吧，又改不成。我知道，广大毛主义红卫兵的意愿也是绝对不能违背的。违背了，我就没法代表他们了。这个总指挥连一天也当不下去。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时期，要罢免红卫兵某个领导人，用不着等到下届红卫兵大会召开和这样那样程序，只要多数基层组织发起投票就可以了。投票箱就设在指挥部一楼客厅里，来来往往基层代表随时随地可往里扔意见书。最后，我想了个办法：拖。能拖则拖，拖到哪天算哪天。我既没有向上汇报，也没表示不汇报。春桥同志直到今天，也无法知道我内心真实想法。也许，就是他女儿那桶浆糊给我的启示吧。上海话，淘浆糊。但，公对公，私对私。在正式场合，包括这一次，我同春桥同志二人，面对面，我可也从来没向他公开过，我是他女儿同班同学。张维维是我的入团介绍人。更从来没想过，要向他告他女儿的状。但正由于这个组织纪律性差，我也付出了代价。很快，也就是一年之后吧，我接到了春桥同志通过上海市中学红代会总召集人高静惠同志的口头通知，让我带头上山下乡。
4
一般而言，此类文章，做到这就可搁笔了，但总感到有些事还没交代清楚，所以，恳请读者们原谅。听笔者唠唠叨叨，实在占用了你们宝贵的时间。
我是1968年4月份下乡的。地点：黑龙江省逊克县。也就是后来烈士金训华去的地方。金训华是我们毛主义红卫兵战士，后来被江青同志树为知识青年的榜样（如果他今天活着，一定会同我们一样，义不容辞加入到反资本主义复辟的队伍。这是毫无疑问的），是我的老朋友王建华的部下，王建华也是我们毛主义红卫兵的战士。王建华后来同我一起被推选上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常委，他是从基层一级级选上来的。而我是从上层五个中学红卫兵造反组织领袖这一条线上选上来的。时称五红。我下乡后，位置就留给周培德（也是复旦大学附中学生），他当时是中学红代会委员；王建华位置就留给金训华，他当时被选为中学红代会委员。简单交代这一些，是为下文作些必要铺垫。
本来按计划，是上海到逊克县办10个农场，全部安置上海的知识青年，以1个农场1万人计算，可以安置10万知青。户口不迁。10个农场作为上海在黑龙江的一块飞地。这都是春桥同志在我临行前当面向我交代的。当时，临时从各区县抽调了知青、干部、解放军代表组成三结合上海市赴黑龙江小分队，我荣幸担任队长职务。这是上级任命的。我们一行15个人从老北站出发时，马天水同志到现场欢送。我们到了黑龙江以后，是潘复生同志代表黑龙江革委会接见的。当时，潘主任就拍板，划了一块地给我们，让我们到当地考察。于是，我们就坐着省革委会派出的专用车辆，沿着黑龙江，由南向北，一路北行，一直到达号称祖国金鸡鸡冠，也有称祖国的不夜城——漠河。据说，到夏天，太阳总在头顶上挂着，不肯落山。农场大体就沿江而设。到处都是原始森林和辽阔的草原，还有看不到边的高低起伏丘陵，办10个农场富富有余。这是我们小分队全体同志的共识。6月份考察结束，向主管工农商业的马天水同志作了汇报以后，过不长时间，就要我们去购买帐篷、拖拉机之类。一开始，总得开荒种地吧。还得派些懂机械人员到边疆去。领导班子也初步搭好了。由干部、知青、解放军三结合组成。那几个月里，是我最忙的时候，有时，连吃饭睡觉时间也没有。还要应付突然到访的“不速之客”。不知怎么回事，我的家庭地址也给有些知青打听到了，于是，他们向我坚决要求到黑龙江去办农场。我说，你们还是到市里或各区县的上山下乡办公室去申请吧。我还要吃饭睡觉。实在没时间陪你们。
仅过了一个月，情况突然变化了，带队的老干部黄炳坤同志通知我说，春桥同志决定，农场不办了，人员统统交给黑龙江当地，由军垦、人民公社插队落户两种形式。户口怎么办？迁。就这一个字，改变了无数知青的命运。而原定方案是不迁。是带户口下乡。我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会改变的。也无从打听到。我受到过春桥同志的当面批评，所以，也学得“聪明”些了，以服从组织安排为要。于是，我毫不犹豫就带头下乡了，户口也迁出上海了。后来，80年代回沪时，为了这一纸户口，我不知费了多少周折。真是感慨万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心里真埋怨极了。张维维同学，你真的是把这一桶浆糊倒错了人。如果你向你尊敬的父亲也这么做就完全对了。请他做事不要那么顶真。好事好人全让不该做的别人做了。而本来，他也是可以这么做的。我敢说，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悲剧的所在。
这是后话了。后来，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金训华同志为了抢救国家战略物资，勇敢地跳入正在涨潮的黑龙江，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时，我已在黑龙江的东部军垦农场插队落户，带领一队各地知青开荒种地。是文汇报社的周柄权同志通过长途电话告诉我的，并要我立即写纪念文章，把金训华树立为知识青年的榜样，是江青同志的决定，也是他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极其重要的情况告诉给我的。于是就有了知识青年的榜样金训华的小册子，其中也编入了我的一篇小文章，可惜，由于年代久远，这本小册子早就丢失了。我一直在想，如果不是春桥同志改变决定，仍按原计划，由上海中学红代会的老常委们到黑龙江去办农场，搞不好，牺牲的就不是金训华，而是我了。我一直无法得知，江青同志树立金训华同志为知识青年的榜样，同我在上海富民路和人民大会堂门口同江青同志的两次邂逾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也许，江青同志误把我当成金训华了，因为我们同样都是上海中学红代会常委。而她，对我的印象良好。尤其是对我向她讲的笑话，一定记忆犹新。这些，都不管它了，最重要的，这是江青同志对我们全体知识青年的关怀。5.4青年节前夕，写下以铭记。
（全文完，略有删节）
发布者: 迭飞|
原作者: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
作者：迭飞
又是一个淅淅沥沥雨天清晨，听着窗户外淅淅沥沥雨声，思绪万千。辗转反复，想起江青同志的当年嘱咐，索性起床，敲打起了键盘。如读者看了以下第1小节满有兴味，那，我保证继续写下去。而本来打算是让肚子里所有的故事，连同我一起烂掉进坟墓的。我保证，对我所写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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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天，在红色网站，读到项观奇先生所写《戚本禹：毛主席谈他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文章，其中提到毛主席特别崇敬孙中山先生的原话，我就产生了写作冲动。
中山先生早期伟大理想，是在中国建立两党制，同美国一样。这是毫无疑问的。青年***是华盛顿崇拜者。***也有被西方称为中国华盛顿的（当然，也有人称毛主席是中国列宁）。毛主席会不会也曾立志在中国建立两党制？如真这样，那，毛主席为什么要搞***？就有了正确的无可置疑的答案。而曾被资本主义改革派否定了的伟大红色青年——红卫兵运动，也就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有了正确的定位。这促使我想起了江青同志在文革期间对我说过的几段话，可能会对毛主席一生中，通过为中国人民所作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却体现出深远战略思想的内容，做出佐证。可能由于年代久远，很多记忆都不准确了。但我保证，基本意思绝对没错。
江青同志是毛主席在***中的私人代表。一般情况，的确这样。我对江青同志所说每一句话，都是传达了毛主席的意思，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并不否认，本人是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分子。有幸文革中，被广大毛主义红卫兵战士推举出来，担任毛主席主义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总指挥。我为什么要交代具体职务呢，绝不是为了自我宣扬（现在宣扬这一些没意思），实在是为文章内容的展开。否则，人家会问，江青同志怎么找上你啦？你有什么资格资历呀？我回答不上来。不仅江青同志曾找过我，春桥同志曾找过我，连毛主席本人也曾找过我。我无法否认这些历史真实。这些记忆，永远留在了我脑海里。成为我生命的组成部分。当然，我的真实姓名，不是本文开头署名。
长话短说。1966年的12月份，天气寒冷。一天晚上，一辆黑色红旗轿车突然在我们指挥部（上海富民路一段，具体地址，我记不清了）门口停下。车上匆匆走下两人，一男一女。女的，中等个，穿黑色大衣，戴白色大口罩。他们穿过一楼朝南的大房间，径直到了北边的小房间。点名道姓说找我。门口秘书组同志通知我后，我立即就从二楼下来了。
文革期间，由于曾接待过聂元梓，听她作过的报告。当初，她就是戴着大口罩到我们部来的。所以，我知道，一定是有来头的。还没等我开口询问，男同志就主动开口了。他说：“这是江青同志，后面有车跟踪，想到你们总部避一避。时间不会太久，一会就走。”江青同志很和蔼。很有修养。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声音不高。也不低。她对我说：“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吗？”我老老实实回答：“反对修正主义”。这样的标准回答，如果问上上海的任何红卫兵战士，恐怕谁都会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你是第几批受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我说：“第二批，8.31。我们学校第一批，8.18，大多是干部子弟。我们工农子弟得到消息后，不服气，于是，急急忙忙上北站，上了火车，一下就到北京来了。我甚至还穿了拖鞋，是到了北京才现买的球鞋。为了纪念，所以，我们红卫兵组织的名称就叫8.31***主义红卫兵。”“哦，哦。”听江青同志没说话，我继续往下说：“后来，毛主席主义红卫兵大联合，成立了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
“斗过老干部吗？”江青同志很和气很严肃地问。“斗过。”我又老老实实回答。“不过，很温和，也很友善。开会时，总让他们坐着说话，很少让他们站着说话的。还倒水给他们喝。从来没对他们厉害过。”“这就对了。”“陈丕显同志知道吗？”“知道，他是市委第一书记呀。”“他可是长征路上红小鬼。你们可要好好保护他呀。”“还有，知道你们现在办公屋子是谁住的吗？”我又老老实实回答：“不知道。我们看别的红卫兵抄过家了。又没人住，就把这幢屋子当总部了。一共三个楼面。”
“我告诉你们呀，可要善待屋子的主人，不要难为他。这个屋子呀，也要好好保管好。以后物归原主，也可以有个交代。”停顿了一下（可能口罩悟得厉害，喘不过气来），江青同志接着说：“你们千万要注意，斗老干部时，狠是要狠的，但不要太狠。那样，你们就会犯错误的。”“让他们转变思想是对的。但文/化/大/革/命的副产品，必然是，将来，他们会从心底下，反感你们的做法。不管你们怎么做，他们都会对你们是有看法的。所以，你们要做好他们秋后算账思想准备。”江青同志说到这里，完全是一种非常严肃口气。补充说：“就怕他们不算账。算账，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你们可不要学他们。怨怨相报，何时得了！要学会以一颗宽容心对待他们。”说实话，我当时听了，真感到不可理解。秋后算账？我们吃苦头？还有什么好处啊？！
再后来，为了消磨时间，不至于冷场，我顺便向江青同志认真反映了其它的事情，比如，我所在的学校，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我是应届毕业生。运动开始后，学生中分成两派。春桥同志的女儿张维维，同我是两派，她是保守派，保校党总支，保中共市委，保陈丕显，保曹狄秋。而我是造反派。反校党总支，反中共市委，反陈丕显，反曹狄秋。我们是同班同学。她还是我的入团介绍人。我们观点很对立。有一次，她曾称我不注意，在我进教室门口时，在门框上放了一桶浆糊，我一推门，浆糊哗的一下，就倾倒了下来，搞得我头上身上，满是浆糊。班里保守派的同学无不哈哈大笑。我连忙跑进二楼厕所间，洗了好久，总算洗干净了。江青同志听了也哈哈大笑起来。说：“是吗？春桥同志有这样厉害的女儿吗？回头我问问春桥去。”江青同志又在小屋里站了一会（因我们刚搬进来，房间里暂时还没有桌椅）。也没请她坐。更没有倒口水给她喝（这是我一生中非常遗撼事情）。大约10多分钟过去后，那位秘书兼保卫样的男同志就说：“好了，差不多跟踪的车走远了。江青同志，我们走吧”。于是，江青同志就同我们一一握手道别。这一晃，就过去了好多年。以后，我又见过她几次。还听到过她传达的毛主席对我们红卫兵组织具体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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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年代久远，记忆有错，可能细节不清楚了。比如，这个到底是张维维同学本人往我脸上贴的大字报，还是头上真倒下了浆糊。即便当时，也是一桩说不清道不白公案。因为我眼睛什么也看不清了。但听到的嘲笑声，是真真切切的。
可能现在的年轻读者感到不可思议：又不是愚人节，玩笑开得也太过分了！但在当时，由于我所在学校和班级都属于少数派。文革刚开始，向校党总支写大字报猛烈开火的，就我们区区十几人。受到围攻、围观和恶作剧是难免的。这件事，后来，大联合时，军宣队进校，张维维同学也在全校大会上向我公开作了道歉，我当时就在台下坐着，一直到我上山下乡后，给张维维同学去了信，说明我已原谅她了。对她的道歉，我表示真诚欢迎。她也曾给我回过信（可惜，信在以后政治审查中丢失了）。但她本人绝想不到，我会在背后向江青同志告她的状。可能现在需要道歉的是我而不是她了。尤其是我，绝不应在网上公开这些事。很多读者可能搞不清，怎么，春桥同志是造反派，她女儿反而是保守派？可能吗？迭飞同志，你又在编故事了。我要说，世上一切皆有可能。我还在校园里听说，他们父女俩，只要一回家就吵翻天的传闻。不过，我可从没核实过。这同文革大革命时期，几乎每个家庭都会从政治立场上分成造反、保守、中立三派一样。现在，我所要回忆的，正是江青同志无产阶级革命家宽广的胸怀，使我在三个月后，思想上真正受到了震动。一生受益。时间：大约1967年的3月。地点：北京市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开幕式。这个地点，是绝对不会有错的。
我们上海方面，当时在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核心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正在筹备召开上海市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听到北京要召开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了，于是就想到是否应派代表去北京参加会议。正巧，北京中学生方面也寄来了请柬。经讨论和上级批准，我们一共派出了三位代表，其中一位是红中技的代表，姓名我还记得清，是朱根祥。北京方面很客气，安排我们三人全部在主席台上就坐。人民大会堂，好气派啊！我可从没想到，一生中会走进人民大会堂，更做梦也想不到，会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就坐。后来，小朱对我说，坐在台上好不自在，下面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我们，干脆还是坐到下面去吧，于是，我们俩悄悄走下去了，留下最后一位红西南代表，因为他要代表上海全市中学生红卫兵发言，没法离开。前面几排都坐满了。我们看最后几排还有空，就坐到那里去了。没想到，居高临下，这个位置还真找对了。全场情况，一目了然。会议开始不久。我们就看到，会场中间，显然存在对立的两种情绪。以中心线为界。几乎一半对一半。喊声、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完全是属于对抗性的。这边喊什么，那边必回敬什么；反之，亦然。究竟喊什么，吵吵嚷嚷，无法分辨。我们也不了解北京市文/化/大/革/命两派斗争的情况，所以，无法区分谁对谁错。我们也不准备介入。
临到江青同志作贺词，我们听清楚了，是双方唱出来，而内容显然是矛盾的歌声。这边唱蝶恋花：我失骄杨，君失柳；那边必唱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完了就是口号声、掌声、喊声。反对的一方，分明是在气江青同志。我猜想，一定多数是干部子弟，工农子弟，绝对不会这样做。都说，打人不打脸，伤口上不撒盐。我真想站到会场中心线上大喊：让江青同志把话讲完嘛！换了别人，谁受得了？！可，江青同志，不愧是久经考验、经过无数革命斗争考验的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台上中心位置，稳稳当当地站着，心平气和、一字不漏地把手里的讲稿从头至尾念完，声调是那样地平静，语气是那样地和缓，听起来，同我三个月前，她面对面，侃侃而谈毫无二致，仿佛台下人山人海观众中根本不存在有敌视她情绪似的。这就非常的了不起！
江青同志发言结束后，是各省市红卫兵代表们一个接一个的发言。时间拉得很长。江青同志，仍在台上耐心而平静地坐着。用心认真地听大家发言，有时临场发挥，作些指示什么的，一直到会议结束，没离开主席台一步。大会结束后，我顿然回首，向尊敬的江青同志行最后的注目礼，依依不舍离开了人民大会堂。我知道她绝对想不到，台下有她这么一个铁杆拥护与支持者，在默默地向她致敬，向她作福。说真的，在走出人民大会堂时，我心里后悔极了，蛮好不要离开主席台的，那样，一定会有同江青同志说几句话机会，握个手也好。没想到，后面又有喜剧性的结果在等着我。还没等我走多远。一辆黑色的红旗牌小轿车嘎地在我面前停下了。江青同志竟笑呵呵从车上向我伸出手来，同我打招呼。同志们不要以为我在说故事。拿现在国家领导人相比，想见到大人物，简直比登天还难。文/化/大/革/命中，一切皆是那样的平常。想见春桥同志，只要向他写封信就行。走在大街上，说不定就碰到了某领导人。我在上海的淮海路上，就几次碰到姚文元同志，他同我一样，在新华书店里购书看书，平常得像普通人一样。不过，我们彼此从来不说话，虽然互相认识。他们是我们劳动人民的领导人。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他们同我们一样，不知道什么叫做秀。今天是五 国际劳动节，是我们劳动人民共同的节日。回忆这些，非常有意义。由于时间匆忙，江青同志当时只来得及同我说一句话：别忘了，回上海后，立即找春桥同志，他有事找你！
3
在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成立大会结束后，我和小朱粗粗游览一下故宫、万里长城，因为心中有事，也没怎么欣赏，就匆匆回沪了。我马不停蹄即赶往康平路小会议室。门卫由于我常去开会，面孔都是熟悉的。我告诉是春桥同志找我有事，也许事先已得到通知，于是没怎么问，就放我进去了。到了一楼会议室，进门后，春桥同志早就在那等候了。边上没旁人。整个会议室里静悄悄的。我向春桥同志问好后，等着春桥同志指示。春桥同志讲的也是普通话，比起江青同志，在标准性方面似乎有点距离。不过，听起来，还是很清楚，很少有山东地方口音。春桥同志说，本来指派你代表上海的中学生红卫兵去北京开会，江青同志在会上有事找你，不想到处找不着。说到这，春桥同志明显有点不高兴，语气也加重了，你这位小同志（我当时才刚满20岁），好是好，缺点就是组织纪律性太差，想怎么地，就怎么地。我们有事找你这个红卫兵领袖，是有道理的。你不在上海时，市革委会已开过扩大会议了，想必你也听到传达了吧。我说，没有啊，还没有来得及。江青同志找你，也不是她要找你，是毛主席要找你。我听了紧张起来，心里扑通直跳，竖着耳朵听。现在，你可以记录。一般情况下，我去见市里首长，他们讲话，我都是不做记录的。就凭脑子里强记，事后再补记。这次，我知道事情重大，于是情不自禁地拿起了笔，记录了如下的文字。春桥同志慎重其事说，毛主席要你们***主义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改名。就这一句话？没了。我问，没了。哦，还有，我可以对你说一说，江青同志在北京传达毛主席要所有的***主义红卫兵改名的指示后，北京电影学院***主义公社迅速行动起来，已改成***共产主义公社了。你们具体叫什么名字，由你们决定，我们不参加意见。当然，也不用仓促行事。回去后，同指挥部上上下下群众商量，记住，一定要取得大家的一致同意。务必注意这一点。既不能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又要把事情办好了。你们不是立志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吗，现在就看你们具体落实了。光喊口号不行。有志者事竟成。最后这句话，我已从春桥同志那里听到数次了。这一次，印象特别深刻，记了一辈子。有志者事竟成。春桥同志还告诉我，由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联名发表的紧急通告，其中有你们***主义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上海和全国各大报纸都转载了。你知道，这是毛主席的决定。当时，有报社编辑同志，其中也有我们上海的解放日报社编辑同志，向毛主席报告，紧急通告有毛主席主义提法，是否会给外界造成中央已同意的误解。毛主席经慎重考虑，还是决定见报和向全国广播。毛主席说，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不能影响群众的积极性。
我匆匆向春桥同志告别，回到指挥部后就急忙起草了一份通知，打印多份（当时，我们有自己的铅打印机，是成立时，得到闸北区委批准购买的，由区委出钱），让宣传组的同志立即分发到各学校去了。通知上把毛主席的指示用大号字标明，也把北京电影学院毛主义公社已听毛主席话，改名毛主席共产主义公社的事说了说，他们仅加了两个字，就解决了问题。本来想大家一定会热烈响应，只要超过半数基层组织赞同，就可立即向社会公开了。没想到，广大毛主义红卫兵战友经过讨论后，几乎百分之百地表示不赞同。纷纷来信来电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还有的基层组织表示，要改名，就请毛主席亲自为我们改。这就太难办了。有志者事竟不成了。我一看，简直没办法，向春桥同志汇报吧，怕挨批；不汇报吧，又改不成。我知道，广大毛主义红卫兵的意愿也是绝对不能违背的。违背了，我就没法代表他们了。这个总指挥连一天也当不下去。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时期，要罢免红卫兵某个领导人，用不着等到下届红卫兵大会召开和这样那样程序，只要多数基层组织发起投票就可以了。投票箱就设在指挥部一楼客厅里，来来往往基层代表随时随地可往里扔意见书。最后，我想了个办法：拖。能拖则拖，拖到哪天算哪天。我既没有向上汇报，也没表示不汇报。春桥同志直到今天，也无法知道我内心真实想法。也许，就是他女儿那桶浆糊给我的启示吧。上海话，淘浆糊。但，公对公，私对私。在正式场合，包括这一次，我同春桥同志二人，面对面，我可也从来没向他公开过，我是他女儿同班同学。张维维是我的入团介绍人。更从来没想过，要向他告他女儿的状。但正由于这个组织纪律性差，我也付出了代价。很快，也就是一年之后吧，我接到了春桥同志通过上海市中学红代会总召集人高静惠同志的口头通知，让我带头上山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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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此类文章，做到这就可搁笔了，但总感到有些事还没交代清楚，所以，恳请读者们原谅。听笔者唠唠叨叨，实在占用了你们宝贵的时间。
我是1968年4月份下乡的。地点：黑龙江省逊克县。也就是后来烈士金训华去的地方。金训华是我们毛主义红卫兵战士，后来被江青同志树为知识青年的榜样（如果他今天活着，一定会同我们一样，义不容辞加入到反资本主义复辟的队伍。这是毫无疑问的），是我的老朋友王建华的部下，王建华也是我们毛主义红卫兵的战士。王建华后来同我一起被推选上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常委，他是从基层一级级选上来的。而我是从上层五个中学红卫兵造反组织领袖这一条线上选上来的。时称五红。我下乡后，位置就留给周培德（也是复旦大学附中学生），他当时是中学红代会委员；王建华位置就留给金训华，他当时被选为中学红代会委员。简单交代这一些，是为下文作些必要铺垫。
本来按计划，是上海到逊克县办10个农场，全部安置上海的知识青年，以1个农场1万人计算，可以安置10万知青。户口不迁。10个农场作为上海在黑龙江的一块飞地。这都是春桥同志在我临行前当面向我交代的。当时，临时从各区县抽调了知青、干部、解放军代表组成三结合上海市赴黑龙江小分队，我荣幸担任队长职务。这是上级任命的。我们一行15个人从老北站出发时，马天水同志到现场欢送。我们到了黑龙江以后，是潘复生同志代表黑龙江革委会接见的。当时，潘主任就拍板，划了一块地给我们，让我们到当地考察。于是，我们就坐着省革委会派出的专用车辆，沿着黑龙江，由南向北，一路北行，一直到达号称祖国金鸡鸡冠，也有称祖国的不夜城——漠河。据说，到夏天，太阳总在头顶上挂着，不肯落山。农场大体就沿江而设。到处都是原始森林和辽阔的草原，还有看不到边的高低起伏丘陵，办10个农场富富有余。这是我们小分队全体同志的共识。6月份考察结束，向主管工农商业的马天水同志作了汇报以后，过不长时间，就要我们去购买帐篷、拖拉机之类。一开始，总得开荒种地吧。还得派些懂机械人员到边疆去。领导班子也初步搭好了。由干部、知青、解放军三结合组成。那几个月里，是我最忙的时候，有时，连吃饭睡觉时间也没有。还要应付突然到访的“不速之客”。不知怎么回事，我的家庭地址也给有些知青打听到了，于是，他们向我坚决要求到黑龙江去办农场。我说，你们还是到市里或各区县的上山下乡办公室去申请吧。我还要吃饭睡觉。实在没时间陪你们。
仅过了一个月，情况突然变化了，带队的老干部黄炳坤同志通知我说，春桥同志决定，农场不办了，人员统统交给黑龙江当地，由军垦、人民公社插队落户两种形式。户口怎么办？迁。就这一个字，改变了无数知青的命运。而原定方案是不迁。是带户口下乡。我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会改变的。也无从打听到。我受到过春桥同志的当面批评，所以，也学得“聪明”些了，以服从组织安排为要。于是，我毫不犹豫就带头下乡了，户口也迁出上海了。后来，80年代回沪时，为了这一纸户口，我不知费了多少周折。真是感慨万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心里真埋怨极了。张维维同学，你真的是把这一桶浆糊倒错了人。如果你向你尊敬的父亲也这么做就完全对了。请他做事不要那么顶真。好事好人全让不该做的别人做了。而本来，他也是可以这么做的。我敢说，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悲剧的所在。
这是后话了。后来，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金训华同志为了抢救国家战略物资，勇敢地跳入正在涨潮的黑龙江，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时，我已在黑龙江的东部军垦农场插队落户，带领一队各地知青开荒种地。是文汇报社的周柄权同志通过长途电话告诉我的，并要我立即写纪念文章，把金训华树立为知识青年的榜样，是江青同志的决定，也是他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极其重要的情况告诉给我的。于是就有了知识青年的榜样金训华的小册子，其中也编入了我的一篇小文章，可惜，由于年代久远，这本小册子早就丢失了。我一直在想，如果不是春桥同志改变决定，仍按原计划，由上海中学红代会的老常委们到黑龙江去办农场，搞不好，牺牲的就不是金训华，而是我了。我一直无法得知，江青同志树立金训华同志为知识青年的榜样，同我在上海富民路和人民大会堂门口同江青同志的两次邂逾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也许，江青同志误把我当成金训华了，因为我们同样都是上海中学红代会常委。而她，对我的印象良好。尤其是对我向她讲的笑话，一定记忆犹新。这些，都不管它了，最重要的，这是江青同志对我们全体知识青年的关怀。5.4青年节前夕，写下以铭记。
（全文完，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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