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炒“评判蒯大富”之冷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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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炒“评判蒯大富”之冷饭

帖子  Admin 于 周五 四月 19, 2013 12:07 pm

重炒“评判蒯大富”之冷饭

——第三次回复孙怒涛



周泉缨

2013.04.18





(一)



我通过《孙怒涛的裸奔》一文评孙怒涛撰写的《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简称《良知》)一书,其中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进行专题评论,那就是如何正确评判清华文革的头号明星——中国文革群众组织的典型的领袖人物蒯大富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撰写的《孙怒涛的裸奔》是评孙怒涛的文革历程的,不是评蒯大富的文革历程的,而且我过去在有关的著作和文章中,评判蒯大富的内容已经比较全面了,因此一般地说在《孙怒涛的裸奔》一文中也就无需要再重复这些内容了。

不过,前几天清华文革414总部核心组成员中唯一的女生张雪梅和清华文革百日武斗中赫赫有名的414战将葛伍群,在给我的来信中,就孙怒涛《良知》一书对蒯大富的态度问题提出了不小的异议;同时,在孙怒涛《良知》中,唐伟写的“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一文,也专设了“关于蒯大富”的一节;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通过本文章,重炒一下“评判蒯大富”这一盘冷饭。



(二)



如果有关的清华文革校友有心的话,就会发现,我很可能是在文革结束后,清华文革414派头头中,唯一没有骂过蒯大富在人格上不地道的人,虽然我在清华文革中是众所周知的“蒯大富的死敌”。那么为什么我在文革结束之后,会百分之百地回避单纯地从人格上评判蒯大富呢?其中的道理就是我在《孙怒涛的裸奔》一文中讲的,我反对从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所谓的“人性”和“人民民主多数原则”两个基本点出发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主张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于人类社会的有序发展的实际作用出发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具体到蒯大富身上,既然清华文革历史已经证明,蒯大富是文革群众领袖人物,那么正确评判蒯大富的方法只能是紧紧围绕“文革群众领袖人物”这个中心,而不是脱离“文革群众领袖人物”这个中心去评判蒯大富个人的性格和品行。否则,评判蒯大富个人的性格和品行,对于在我们离世后的新人们而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三)



按照我的上述评判我文革历史的基本出发点,我始终认为蒯大富是文革群众的货真价实的领袖人物和英雄人物,有关的理由如下:

【1】蒯大富在王光美工作组的高压下能够以绝食相拼,说明蒯大富当时已经可以称得上是文革群众运动的英雄人物了。

【2】既然王光美可以逼迫作为老百姓的蒯大富绝食,那么作为老百姓的蒯大富智擒王光美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历史证明,谁敢镇压老百姓,老百姓反过来就有权镇压谁!所以,我认为蒯大富智擒王光美不存在什么“不择手段”的道德品质问题,相反蒯大富此举显示了群众运动领袖人物有仇必报的英雄本色。

【3】蒯大富说唐伟是“托派”,是“挂着红布条的小地主”。这对于站在与刘少奇反动路线血战到底立场上的蒯大富而言,应该说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唐伟反对蒯大富将“打倒刘少奇”这个文革最重要的政治口号,超前于中共中央有关决议,在社会上公开化。这意味着,当年蒯大富与唐伟的政治分歧,不是什么所谓的“排除异己”或“不能团结大多数”的问题,而是在政治上最终应该保住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命还是应该保住蒯大富等的蒯派群众的命的问题。所以,我请我的老朋友唐伟不要在意,我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彻底砸烂”的哲学思想和政治原则,当年的蒯大富没有直接因为政治上的原则分歧而将唐伟开除出“井冈山兵团”已经算是相当温良恭俭让的了。关于这一个问题,唐伟应该认真地复习一下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联共布党史和***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看一看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等等历史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怎样对待政治上有原则分歧的同盟者的,然后再心平气和地出手评判蒯大富的有关文革实践不迟。

【4】蒯大富非常敏感地抓住“彻底砸烂十七年旧体制”的问题,大张旗鼓地批判我在文革中写的大字报——《414思潮必胜》,说明蒯大富对于毛主席的文革思想的理解和执行水平,确实达到了文革群众运动领袖的那种高超的水平。

【5】我认为,关于蒯大富利用对414战歌问题将陈楚三打成反对林副主席的反革命的事件,事实上是清华文革的所有事件中,最体现蒯大富拥有群众领袖气魄、智慧和能力的事件:

首先,蒯在陈楚三公开公布414战歌中的语录确实是林彪语录的证据之后,故意不理会陈的证据,而是将错就错依托吴法宪对414战歌语录错误的否定意见,将陈楚三打成反对林副主席的反革命。这种唯权力、唯意志的大魄力之举,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彻底砸烂”的无产阶级专政原则和逻辑。

其次,蒯敢于利用吴法宪对414战歌语录错误的否定意见,扭送陈楚三并同时通缉四40余名414派的负责人,从而试图一举摧垮414派,说明蒯大富非常理解毛主席主席的文革路线在清华问题上的实质;同时也充分体现了蒯大富作为文革群众运动的领袖人物在政治上的坚定性和彻底性;此外,还应该明确指出,蒯大富的上述有关做法,也非蒯大富自己的发明创造,而是中国历史上党内泡制冤假错案的一贯的做法。

最后,在414战歌事件中,蒯大富“四两拨千斤”,调动和借用中央文革和谢富治的权势,去实现其在清华彻底摧垮414的目的,虽然最终因为遇到了414这么一个意志超凡和实力强劲的克星而彻底失败了,但是从这个事件的前前后后,充分体现了蒯大富确实拥有群众领袖的气魄、智慧和能力。让我在此重新引用一遍我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一书中的有关描述:蒯酷似一个王子指挥蒯军团冲击414军团,前有勇猛的戚将军为先锋,中有身经百战的谢老将军主主阵,后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吴将军为后盾,结果遇到414军团预先设计的林彪语录地雷阵,三位大将军都被炸得人仰马翻,蒯军团全军大败,唯独蒯王子安然无恙……他哈哈大笑道:我今虽然没有摧垮414军团,但毕竟显示了我蒯王子统领三军的魄力和智慧。

【6】蒯大富挑动清华文革武斗,并企图通过清华武斗最终消灭414派,这决不是通常人们理解的违背了***关于“要文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恰恰相反是活学活用了毛主席关于“要文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

首先,从理论上讲,“要文文斗,不要武斗”只是文革在策略上的限制,不是战略上的限制。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道理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因此“要文文斗,不要武斗”只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举行文革的常规性的策略。正因为如此,既然清华文革通过“文斗”无法实现以极左的蒯大富派为核心的大联合,那么按照马克思主义根本道理进行“武斗”去争取清华以极左的蒯大富派为核心的大联合,也是文革历史之必然。

其次,从实际上讲,如果清华文革通过“武斗”能够最终解决414派的问题,那么中央文革和蒯大富必然皆大欢喜。关于这一点,中央文革在清华武斗之前,示范性地让北京大学通过“武斗”解决聂元梓的对立面派的问题的历史事实,就是一个铁的证据。

最后,从社会规律的角度讲,如果历史证明通过“武斗”不能在清华解决414派的问题,那么只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根本道理,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很可能就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所以,蒯大富挑动清华文革武斗,并企图通过清华武斗最终消灭414派,是文革历史之必然,这个问题只能说明蒯大富学习毛主席思想出色,而不能说明蒯大富个人有什么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品性问题。

【7】蒯大富面对数以万计的工人群众包围蒯大富领导的“清华井冈山兵团”武斗据点,敢于开枪,这说明蒯大富这个文革群众运动领袖已经完全彻底地脱出了“纸上谈兵”的书生境界,登上了群众运动造反领袖拥有的刺刀见红的完全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境界。正因为如此,我最终就是凭借这一点,认定蒯大富是货真价实的文革群众运动的英雄人物。

【8】蒯大富在文革初期的“权经”决不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权经”,而是无产阶级唯权力、唯意志的“权经”;蒯大富的《蒯大富大字报选编》显示的文革造反派领袖人物的“个人野心”,与我今天以当代最先进的“统一论哲学思想”创始人自居所显示的“个人野心”相比,无疑相当于用小土丘比的高山了,这有什么可以让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大解放的清华人大惊小怪的呢?

【9】如果人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看问题,唐伟揭露蒯大富在文革中“反军乱军,还是为了权力”的问题,也无可非议。相反,联系蒯大富敢于向包围蒯大富领导的团派的成千上万的工人宣传队开枪的实际表现证明,“反军乱军,还是为了权力”的蒯大富,可能比当年在中共中央的“四人帮”的马克思主义实际水平更高。甚至,我坚信如果蒯大富是“四人帮”的话,那么“四人帮”的问题就不可能像后来那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民族还应该感谢上帝没有给予蒯大富进文革“四人帮”的缘分。

【10】蒯大富在历史的审判台上,公开声称,人们审判他什么都可以接受,但是他唯一不能够接受的是说他蒯大富是反革命。好厉害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被压迫的老百姓造反有理!所以讲造反的老百姓是“反革命”,那岂不是在政治上开天大的玩笑又是什么?所以,我认为,蒯大富在历史的审判台上,仍然坚守住了他作为名副其实的文革群众运动领袖和英雄人物的政治底线。

综合蒯大富的上述十大文革表现,我认为,蒯大富和***虽然历史地位非常悬殊,但是有一点非常相似,他们的个人品性与他的阶级本质是非常吻合的,甚至人们很难拿出蒯大富或毛主席的任何一个个人品性问题,来说明它是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是格格不入的。



(四)



综上所述,我评判蒯大富的政治目的和原则是非常清楚的:

【1】未来主导人类社会的阶级、政党或集团,千万千万要牢记,不要逼迫老百姓起来造反,从而让社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出蒯大富这样的历史人物来叱咤风云;同时,未来非主导的人类社会的阶级、政党或集团,也千万千万要牢记,虽然蒯大富走造反之路,是被迫的事情,然而人类社会的造反之路最终必然都是走不通的悲剧之路;所以,人类社会发展的正道,只能是主导阶级与非主导阶级不断按照适应国际和自然大环境的需要地进行理性的协商,从而不断地实现相互制衡、共同发展,除此之外别无其它正确的道路可以选择。

【2】我知道,我的很多清华校友,都倾向于按照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两个基本点——“人性论”和“人民民主多数原则”评判蒯大富。因此,请允许我直言,我认为这种评判方法和结果原则上都是错误的。因为,运用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两个基本点(“人性论”和“人民民主多数原则”)评判蒯大富,只能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资产阶级的名利、权力和策略观,情感化地对抗无产阶级的名利、权力和策略观。如此做法,到头来,对于我们的后人防止国际共运和文革悲剧的重现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换言之,正确评判蒯大富的办法,只能是站在超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抗的解放全人类的立场上,运用知识阶级先进的世界观(我创生的“统一论哲学思想”)科学评地判蒯大富的历史合理性与历史劣根性,只有如此,才能让我们的后人正确有效地防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的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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