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打着造反旗号的异类——鲁礼安、王仁洲(2011-05-16 11: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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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打着造反旗号的异类——鲁礼安、王仁洲(2011-05-16 11:35:59)

帖子  Admin 于 周三 四月 03, 2013 7:37 am

文革中打着造反旗号的异类——鲁礼安、王仁洲(2011-05-16 11:35:59)
标签: 杂谈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这是文革中引用毛主席语录最频繁的一段话。
纵观古往今来的执政者,只有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有这样的魄力,这样高度的自信号召人民起来造反,起来揭露执政者的阴暗面。也只有在他的领导下,广大人民响应号召按照要求起来造反。文革中既使是保守派也自称为造反派,高举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旗,批判封、资、修,横扫四旧。
文革中出现的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组织从根本上讲都是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的。
造反派相信***的判断——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响应***主席的号召,起来批判、打倒这些走资派。而走资派的判定到底是什么标准,谁也说不清楚。于是捡起马克思“怀疑一切”的名言,对各级党委进行炮轰,在斗争中检验其是否拥护毛主席。而当时各级党委和当权派则自认为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是高举***思想伟大红旗的。他们也要紧跟毛主席,很自然的就会扶植和支持一部分群组保护自己。围绕对某一级党委、政府或某一领导,是否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进而是否应该被打倒,就产生了两派,即造反派和保皇派(保守派)。虽然两派观点不一,但在保卫毛主席和拥护共/产/党的基调上,却是共同的。从本质上讲,他们属于同类,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是一类对***十分崇拜,缺少自己的思想,一切以毛主席思想为准的人。我就是这样一类的人。
世界上的事物没有绝对的,有同类就有异类。在共/产/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成专政对象的所谓“地、富、反、坏、右”,毛主席没有给他们造反的权利,将造反的权利只给了人民,即“只准左派造反,不许地、富、反、坏、右翻天”。在文革中,这五种人一般都老老实实地改造自己。即便如此,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他们仍然少不了挨批斗,有的甚至惨遭屠杀。
我这里所讲的异类不是指这些人,而是指在文革中打着造反旗号另有所图或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个主张和毛主席思想是格格不入的)的人。在武汉和湖北地区就出现了鲁礼安和王仁洲这样的异类。

一、鲁礼安及其北斗星学会、决派联络站

今春节期间,我们几个同学聚会,谈到鲁礼安写的《仰天长啸》。梅子慧感慨地说:“鲁礼安是造反派的败类,是***的叛徒”。错也,鲁礼安从来就不是造反派。他只是打着造反派旗号的异类,败类这个词用在他身上不合适;鲁礼安从来就没有拥护过***和***,他只是借文革之讥,将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指示推向极端的人。真理过头往往就是谬论,鲁礼安就是一个把真理变成谬论的角色。

1、鲁礼安是打着造反派旗号的异类
鲁礼安是新华工(现华中理工大学)的学生。新华工造反派有张立国代表的新派和聂念生代表的钢派。张立国从来就没有承认过鲁礼安,认为他是极左分子。鲁礼安最初是新华工红色造反团的成员,后来也被聂念生开除出红色造反团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无论造反派或保守派,总会是某一个组织的成员,而鲁礼安虽然打着造反的旗号,他所在的学校造反派没有组织承认他。

2、鲁礼安是个“三无”的赶潮者
鲁礼安被聂年生开除出红色造反团后,自己搞了个新华工敢死队,但和者寡。于是他跑到社会上摇唇鼓舌、舞文弄墨,先后发起北斗星学会和决派联络站,均受到主流造反派的抵制和批判,没有搞起来。当时影响比较大的大字报刊是《扬子江评论》,但此并非鲁礼安搞的,其主笔是冯天艾。
在1967年11月初,鲁礼安邀请了十一个人到东湖商谈开展教育革命和研究文革历史的事宜,并写了个宣言。当时我们红八月公社一号人物梅子慧被邀参加了会议。回来后梅子慧讲了会议内容,并将北斗星学会宣言在会上宣读,当即遭到了公社全体成员的反对,并告诫梅子慧不要和鲁礼安这样的人来往,败坏红八月公社的声誉。由此可觑鲁礼安在造反派中的形象。
在1967年12月份,毛主席发表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的号召。北斗星学会没有搞起来,鲁礼安又接过这个口号,搞了一个“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决派联络站”,设在湖北大学三号楼一个教师室里。同样的,没有人理睬它,过了两天就销声匿迹了。
可见鲁礼安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个没有组织,没有稳定的办公场所的流浪者。
鲁礼安想成立自己的组织,和者寡,受到了主流造反派的抵制;他发表的大字报和文章,同样受到了主流造反派的批判。
新湖大的造反派当时就收集了鲁礼安写得大字报和文章,并编成了两本小册子,题目是《把反革命分子鲁礼安揪出来示众》和《把扬子江评论揪出来示众》,供批判之用。
天,我将这两本纸质已变黄了的小册子(约20多万字)又翻出来认真地看了鲁礼安的文章,可以用极端、狂妄、空洞六个字来概括。
极端在口号。在鲁礼安的文章里,看不到他的信仰,他总按当时的形势不断的变,并且提出极端的口号,貌似很左,实则哗众取宠。
狂妄在语气。似乎世界是由他主宰的。这与主流造反派时时想到要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格格不入。
空洞在内容。细查鲁礼安的文章,出了极端的口号、生涩的词藻外,并没有多少实际的内容。他只是把造反派当时的观点接过去加以夸大、发挥,直至变味。
因此,从鲁礼安文/化/大/革/命中整个活动情况刊,他基本上是无信仰、无稳定组织、无固定场所的布朗分子。
由于他打着造反派的旗号,提出一些极端的口号,对造反派的观点加以夸大和发挥,实际上给造反派的对立面提供了攻击造反派的炮弹,给镇压造反派提供了口实。
在1969年10月贯彻中央9.27指示时,刘丰(武汉军区政委)10月3号的报告就是将《北斗星学会》、《决派》、《扬子江评论》三个时起的活动全部扣在造反派头上,在全省范围的造反派中抓了几万名所谓决派分子。
我所在的《红八月公社》被打成决派组织,红八月公社的活动被定性为决派活动,红八月公社的群众近300名被打成决派份子,我则被定为决派五人核心小组成员,决派作战部长。之所以会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红八月一号头头梅子慧参加了北斗星学会的东湖会议,决派联络站曾经设在我校三号楼。
为什么武汉、湖北地区的造反派比其他任何省都被整得惨、被整得彻底,就是因为有《北斗星学会》、《决派》、《扬子江评论》,有9.27指示,为整造反派提供了口实和依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鲁礼安是始作蛹者。他把湖北的造反派害惨了。

3、仰天长啸——鲁礼安本性使然
鲁礼安只是个追潮者,十几年的牢狱生活并没有改变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写的《仰天长啸》为他做了注脚。
今天,一股否定***、否定文革的思潮在全球涌动,于是他又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觉醒者,文革中对***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红卫兵,在文革中表现愚忠狂热,今天觉醒了,反戈一击,否定文革、否定毛主席。
堡垒是最容易由内部攻破的,不了解鲁礼安的文革中的表现,或者没有看到他在文革中写的文章,往往容易被他坐牢的经历所迷惑。
可以说,鲁礼安的一切言行都是为了赶潮,完全是个狂热的追潮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勇立潮头者”。

由于我这本小册子《文革亲历记》不是评判某个人的。对鲁礼安,我只是把他作为文革中出现的打着造反旗帜的异类简单介绍而已。

二、王仁舟及其巴河一司
王仁舟原是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的学生,1963年因思想反动被开除学籍,回老家湖北浠水县巴河区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文革开始后,王仁舟发起成立了《巴河红色造反者第一司令部》,简称巴河一司。并于1967年夺了巴河区政府的权,成立所谓“廉价政府”。
原来我并不知道这个组织,只是在1967年11月份时,王仁舟组织农民抬尸进城到武汉市游行、并封了《湖北日报》。他的这一行动影响很大。武汉造反派中的新派明确表示反对,并编辑了《政治狂人王仁舟》言行录。我记得最深刻的内容是,王仁舟讲“政治就是骗”。我们组织(红八月公社)应该怎样表态没有统一的意见,当时梅子慧是倾向于支持的。但作为组织,我们没有表示态度。王仁舟在武汉折腾了大概十天左右,就带着他的队伍回浠水了。王仁舟虽然离开了武汉,但他在武汉留下的影响依然存在。到底应不应该支持巴河一司我拿不定主意,决定到巴河调查。
在1968年元月4号晚上十点钟,我和刘崇明、田信德、陈珠兰一起乘小轮船到浠水县巴河。五号早晨5点多钟船到巴河,我们走了10多里路到达巴河镇。巴河一司接待站接待了我们一行四人,接待人员领我们到离巴河镇六里多路的地方看了巴河一司的新农村。
所谓新农村是这样的:房子全部是两层楼的土房子,设有幼儿园、托儿所、公社食堂;人们不是按家庭居住,而是按年龄相近的人住在一起。小孩分别交给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基本上没有家庭了。
这种打破家庭的新农村农民接受么?我很纳闷。于是问新农村居住的一位近60岁的老人,想听听他的想法。他说“很好,我们老有所养,小孩也有幼儿园照顾,我们不操心了。”
从新农村回巴河镇后,已到了下午5点左右了,陪同我们的接待人员告诉我们:“今天晚上王仁舟与北京和武汉的同志们务虚,请你们参加。”
在招待所吃完饭后,我们就到会议室参加王仁舟的务虚会。王仁舟坐在中间乒乓台前,两边排了几排凳子,坐满了人,大概有50多个人,都是北京武汉等外地来调查的学生,另外有三个农民参加。我们到后,王仁舟开始讲话。
他首先介绍了巴河一司夺权后成立了廉价政府及其组织机构情况,并且强调是按巴黎公社的原则组建的廉价政府。
接着语锋一转,他说货币是万恶之源,他要在巴河区取消货币,按实物分配。一听这话,我就站起来驳斥他,指出三点。第一、货币不是万恶之源,资产阶级思想才是万恶之源。第二、由物物交换发展为货币交换是历史的进步,取消货币是历史的倒退。第三、在一个巴河区不可能取消货币,难道能将巴河封闭起来,不与外界交流么?事实上你也封闭不了。
见我驳斥他,王仁舟火了,他问我“你叫什么?你是哪个组织的?”
我回答:“我叫杨闯,是红八月公社的。”
他说:“红八月公社也有右派,你就是右派,我听梅子慧讲过。”
我一听这话就火了,马上质问他:“既然是务虚会,就应该进行讨论,以理服人。你管我是什么派,我还问你王仁舟,你是否讲过政治就是骗的话?”
王仁舟对这个答不上来,就说:“你这是挑衅性地提问,我不予回答。”
一见我和王仁舟争了起来,同去地刘崇明等同学就劝我不要争,拉我离开,并且说在人家地盘上,搞不好要吃亏地。
由于我与王仁舟这一争论,务虚会开不成了,我们也就离开了会议室。
我们在巴河镇上逛了一会,准备回招待所休息,又听说食堂在搞演讲,我们就打算进去听一下。
原来务虚会没有开成后,王仁舟又改在食堂搞了个演讲会。他一见我进去,就讲,“又来了奸细”。他把我骂成奸细,我也觉得无味,退出了会场。第二天,我们一行四人就回武汉了。巴河一行我得出地结论是王仁舟是个政治疯子,不应该支持。
今天回想起来,王仁舟应归纳为打着造反派旗号地异类。他地造反不是按毛主席的部署进行,而是利用文/化/大/革/命混乱的机会,打着造反的旗号,实践他的政治主张。因此我把他归为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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