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胜之子与邱会作之子:对话“九一三”

向下

黄永胜之子与邱会作之子:对话“九一三”

帖子  Admin 于 周三 三月 27, 2013 1:41 pm

黄永胜之子与邱会作之子:对话“九一三”
Posted on 2011年09月21日 by galenlu
《记忆》编者按:2011年7月20日,应《记忆》编辑部之邀,黄春光(黄永胜之长子)、邱路光(邱会作之长子)就“九一三”事件做了三小时的口述。“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他们都正在部队服役。这是经过他们审阅的口述记录稿。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
黄春光、邱路光:我们先说个前提。我们不是搞政治的,只是想研究历史的真相。由于我们也是亲历者,我们清楚地知道黄、吴、李、邱没有搞政变,他们是和“四人帮”做斗争的。他们是和总理及当时在台上工作的老同志一起支撑共和国大厦的,是倾心支持总理和国务院各部委工作、认真处理各省市、自治区工作的。
一、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冲突
黄春光:九届二中全会开始的时候,我父亲并没有上山,他留在北京值班。8月31日,主席突然通知,让我父亲上山开会。黄上山以后,主席直接把黄接到他那儿,跟他谈了很长时间。但一提到张春桥,黄就说:“张春桥是叛徒,跟主席汇报过多次,他看不起我们这大老粗。”他没有说张的好话。从这儿也看出,对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的人,黄是从心底反对的。
邱路光:文革中,主席对黄永胜是抱有重望的。什么重望呢?说穿了,主席是想让黄永胜倒向他毛主席个人的怀抱!实际上,军权不在林的手上,林彪的权力都是和主席连在一起的。如“经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等等,林彪没有单独调动一个连的权力。实际的军权在黄永胜及吴、李、邱的手上,林只是个挂名。那时候,黄是总参谋长,像部队的调动,主席批准后,都要经过黄永胜和总参作战部发电报生效执行,而林却不能命令黄永胜调动部队。如果黄永胜被毛拉过去了,那主席就不需要林彪了,毛对林彪的冷落、甚至让林下台就是迟早的事儿。但是,黄永胜对党和人民事业忠诚的天性,使他没有往主席个人那边靠。他不是故意不往毛主席身上靠,是他根本没往那方面想,是他的人民军队忠于党的天性决定了没有靠。如果靠了,那就是另外一个格局了。
黄春光: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把矛头对着张春桥。其实,当时只能抓张春桥,对康生不可以,对江青也不可以,而张春桥的确有一些小辫子。实际上,对张就是对着文革。刚开始,毛也没觉得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当会上群情激愤、大家都攻张春桥时,毛愤怒了!好家伙,200多个中央委员,90%的中央委员都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这才引起他的愤怒。他之所以愤怒,就在于大家对文革不满,而且是这么大的一股势力,这么大的一股潮流。毛对文革是不容否定的。所以,为了保文革,他保了中央文革那几个人,舍弃了部队这些跟着他打江山的人。客观地讲,黄、吴、李、邱的确对江青的一些做法不满,但并不是对主席不满。在他们的眼里,主席永远是伟人,是正确的,是不容怀疑的,是不可违背的。自己再怎么委屈,也要委曲求全。所以,九届二中全会后,我父亲一直想不通,认为自己没错,拒绝检讨。总理做他的工作,做不通;毛主席批评了他几次,他仍然不通;最后,总理让邱跟他谈了一次话,他才通了。邱跟他说:“我们反宗派主义,现在我们不检讨,不也成了一个宗派了吗?别人不也抓住我们的把柄了?”那时候,检讨都是说自己犯了路线错误,其实这是一个很空的东西。我父亲实在没什么可检讨的,他就把向主席反映江青骂总理的事情,作为自己的错误来检讨。一看就知道,这是很违心的。
实际上,九届二中全会上,大家只说揪人,并没有点名揪谁,包括汪东兴也没点名。不过,许世友在后来的信里面写了,要让张春桥下放劳动。为此,主席还做了他们的工作,让许、张搞好团结。其实,许和张的关系还行,他们还在一起喝酒嘛。许世友不像军委办事组的人,根本不搭理张春桥。
从庐山下来以后,毛一直抓着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不放,主要是因为林的软抗,一直拒绝检讨。毛搞政治斗争的一贯做法是,让你服,让你写检讨,然后把检讨锁在保险柜里,什么时候敢不服,就拿出来收拾你。同时,黄、吴、李、邱这些人,对文革也没有一个明确态度,让毛捉摸难辨。所以,毛在1971年夏天南巡,开始做局倒林。
二、黄永胜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黄春光:1971年,“九一三”事件出来后,我父亲实际上就靠边站了。那几天,我父亲的心情非常不好。在他看来,国防部长跑了,他这个总长能脱得了干系?!在他那个位置上,肯定是在劫难逃啊!因此,他看到林的照片就来气,说:“跑什么跑?!害死人!”于是,他就把过去自己和林在一起的照片都烧了。
9月16日,我跟我父亲有过一次谈话。我说;“林跑了,这么大的事,你是不是给主席写一个检讨?”他说:“我检讨什么?林跑,我不知道。九届二中会我没上山,也检讨了。现在,我也没犯新错误,我检讨什么?!”我说:“最起码,你对林的事情做一个表态。”他说:“我怎么表态?现在中央都没态度,我表什么态?表态和不表态是一样的。”我听完以后说:“那我不上班了,咱们准备回老家吧。”他说:“不用,你去上班吧。”我说:“我不上班了,在家陪你吧。”他说:“不用,你还是上班,看看再说。”没两天,总理让邱会作找我父亲谈话,谈完话以后,我父亲说:“看来没事了,主席还是信任我的,总理让邱带话过来了。”父亲是为宽我的心,但他没想到主席对他下手会这么狠!
邱路光:9月17号,总理往家里打来电话。电话就放在小茶几上,那时候没有免提电话,我父亲一接电话,我和我母亲都凑在电话旁边听。我父亲接完电话,显得挺激动,扬着手,叫吃饭,嘴里不停地说:“总理保我了,总理保我了!”饭后,我们就上了西山。我父亲跟我说:“去看看你黄伯伯在不在?”那时候,黄永胜住在西山前指。我去后,黄伯伯见到我,提到“九一三”这件事,黄站起来对着墙上巨大的三北地图说:“跑什么跑?!真是害死人呀!”我父亲去后对黄说:“总理保我们了。”黄当时很冷静,沉思了一下,说:“话是这么说,文章不一定这么做哟!”
“九一三”事件后,给林彪扣的帽子是另立中央,纯粹是瞎扯!林就是搞政变,也不会先到广州另立中央呀!难道林彪不知道这是毛主席的天下,到广州另立中央,有人拥护他吗?林彪到广州另立中央,没有一个人会跟着他;即便是黄、吴、李、邱,也根本不会跟他去的。林彪怎么会那么傻?他也是身经百战的人,在政治上那么成熟、那么深刻,他怎么会在广州搞政变、另立中央?这都是瞎编的!你说他走为上计,跑掉了,还有可能;但说他要另立中央,纯粹瞎扯蛋!至于说,林彪知不知道飞机去苏联?我们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从法律上讲,你说林彪主动外逃,你把证据拿出来;我说林彪没有主动外逃,我也没有根据。所以,不能乱说。这里面,谨慎一些的科学分析是什么呢?一个长期吃安眠药的人,当他晚上10点多钟吃了安眠药,夜里12点会是个什么状态?你想想就清楚了。不过,从当时的政治走势判断,从主席和林彪的关系变化来说,林的举动是被毛主席逼的,他在政治上走投无路了,这是可以肯定的。
中国的实事求是,都是有前提的。第一是政治,第二才是实事求是。我讲一个例子,是卜占亚跟我讲的。“九一三”之后,总理、叶帅和张春桥找卜占亚谈话。卜是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军区的政委。总理还没说话,叶帅先说了:“卜占亚,你是要林贼,还是要毛主席?”卜说:“我当然要毛主席呀!”叶又问他:“你是要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还是要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卜说:“我当然要我们的祖国。”叶说:“那好,很简单,一张纸,一支笔,一句话,明天老婆、孩子见面!”叶的意思非常露骨。说白了,就是让卜做一个伪证就行了。事实本身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卜占亚按照叶的意思办了,说了假话,承认了18条罪证,过几天就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平调到兰州军区当副政委。丁盛的儿子去看他,说:“广州军区对你意见大了,你害了多少人啊!”包括卜占亚的老婆都骂他,因为卜占亚曾交待:是他让他老婆带着厨子去迎接林彪,在广州搞开国大典。于是,就把他老婆也关起来了。哪有的事儿啊?卜占亚听丁盛儿子讲完,就哭起来了,说18条全是假话,是被逼出来的。他到兰州军区以后,他又写了一个材料,表示自己说了假话。中央发火了,立刻免职,降成甘肃省军区副政委,从大军区副职降到副军。同时,把他的电视、冰箱都拉到省军区招待所了,连房子也没有了。为此,卜占亚又翻过来了,说自己在风言风语之下,听了一些无原则的话,思想没有改造好等等。结果,他按照大军区副职离休,让他到了西安。退休以后,跟当官没什么联系了,又开始讲真话了。还有一个例子。有一次,我跟春光参加一个座谈会。会上,有一个人说,文献研究室搬进毛家湾之前,派几个人去打扫卫生。有人在地上捡到一个小册子,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单行本。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林彪的批注。他很震惊,不是说林彪躲在昏暗的角落里搞阴谋吗?怎么还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呀?结果,领导一来,就跟他宣布,个人捡到的任何东西都要交公,他就交了。
三、在关押期间了解的“九一三”事件
黄春光:林彪出事后,大概是1971年10月中上旬,把我也抓起来了。我家孩子中就抓了我一人,因为我家的秘书揭发,我帮着父亲烧材料。当时,把我关在亚疗(即亚洲学生疗养院),美其名曰,参加毛主席思想学习班,集中揭发黄、吴、李、邱、林、叶的罪行。1971年底,听说要放一批人,其中有我,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没有放。我在亚疗被关了2个多月,1972年1月,把我降了一级,弄到北京军区86楼招待所,和卫戍区的一个李参谋住在一个房间。李参谋是个小负责人,只带班,不负责具体看守审查对象,他白天很少在房间里,所以这个房间就我一个人。当时,林彪256专机的机组人员,两个副驾驶陈联炳、康廷梓,通信员陈松鹤,领航员李成昌也关在这里。86楼上去以后,有一个大会议室,里面有4张床,中间有个会议桌,他们4个机组人员就住在那儿。关在86楼的还有4个女孩。其中两个是跟林立果去山海关机场的,另外两个是跟王永奎往广州跑的。白天,我们就在会议室里学习、批判,还可以打牌、下棋、聊天。正是通过和他们聊天,我才了解了林彪出逃前的一些情况。
机组人员告诉我,1971年9月12号傍晚,在北京西郊机场的时候,潘景寅就让给飞机加满油;飞到北戴河后,他又让加油。前后两次都被陈联炳阻止了,理由是没有必要加油。因为专机降落的时候,飞机的重量是有要求的。如果油太多,就要在空中盘旋,把油耗到符合降落的安全重量时才可以降落。所以,陈联炳说:“根本不应该抓我,还应该给我记功。如果潘景寅把油加满了,他们就飞到目的地了。”在我看来,潘景寅比4个机组人员、甚至比吴法宪、胡萍更了解内情。首先,他为什么一再坚持要加油?无论是从山海关飞北京,还是飞大连,都是短途,完全不需要加那么多油。他很可能是接到林立果的指示要飞广州,但林立果为什么不给胡萍打电话,而直接给潘打电话?为什么能指挥动他?第二,9月12号夜里,潘景寅为什么不睡觉?他就是在等林立果的电话。第三,他为什么不叫其他的机组人员?只叫了机械师。第四,吴法宪已经给潘景寅打了电话,明确告诉他不许起飞,潘没有执行吴法宪的命令。他为什么敢不听司令的命令强行起飞?根据他们讲的情况,我觉得,主要责任在潘景寅,机组人员也是这个看法。为这事,我还和舒云辩论过。关于“九一三”的经过,康廷梓后来写了一些文章,与我当时听到的情况有些出入,但不是很大。实际上,在“九一三”以前,我就认识陈联炳了,曾经坐过几次他开的专机,他都是机长。林彪在南苑机场参观歼-8时,我和他见过面,还跟他聊过歼-8,所以他愿意跟我讲一些情况。不过,陈联炳没留下什么文章。后来邓小平说:“我看这个飞行员(即潘景寅)是好人。”我不知道邓根据什么说的。潘景寅的家属就抓住邓小平的这句话,找空军落实政策,说:“邓小平都说他是好人了,你们为什么还把他当坏人?”结果,潘景寅被定性为正常死亡,把家属安排得还比较好;倒是那些没上飞机的机组人员,全部被处理复员了,到现在生活都不怎么好。
1972年的春节前,机组的4个人就走了。大年三十,我是跟这4个女孩一块过的。春节过后没多久,这几个女孩也走了,就剩下我一人了,还是和李参谋住在一起。据我后来了解,这些走的人不是放了。机组的4个人降级到空军参加学习班,那几个女孩先去了亚疗,后又去团河劳改农场参加学习班。4月份,我也去了团河。到团河以后,我就跟林办的秘书、我们家的秘书、吴家的秘书,大概有几十个人吧,在一起劳动改造。林办的秘书有李德、宋德金、张云生等;李文普和于运深没有在这儿。按现在的说法,于运深是大秘,知道的情况更多一些,所以,他和李文普一直关在另外的地方。林是不是要跑?这些人也搞不清楚,没有谁能搞清楚。
李文普的证词肯定是假的,是“九一三”很久以后才出来的。他说:“林彪在汽车上问林立果,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他听到后才知道他们要外逃叛国,大叫一声:“停车!”随即开门跳了车,并说跳车时被林立果开枪打伤了。实际情况是,李文普受伤后,是张清霖(林豆豆的丈夫)第一个帮他止血、包扎伤口的。张清霖是医生,他看到李文普受伤部位的衣服上有火药灼烧的痕迹,显然是很近距离发射造成的,这说明李文普是自伤。近年来,前苏联克格勃的一个局长说,在“九一三”飞机失事现场所发现的几支手枪,全部没有开过枪。这也是证明李文普自伤的有力证据。李文普的文化并不高,他是否知道伊尔库茨克在哪个国家都要打个问号,而林彪恰恰是知道的。1969年,中苏两国恢复副外长级的政府间谈判。林彪很担心,苏联会利用代表团来中国之际,像入侵捷克一样,对我国搞突然袭击。那天,苏联代表团的飞机从伊尔库茨克起飞后,林彪打破常规,一直没有午睡,让空军向毛家湾报告情况,飞机到哪了,飞机到哪了?一直到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林彪才去休息。所以,林彪不仅知道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也知道需要飞多长时间。他根本不会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这样的问题。林彪是副统帅、国防部长,这么高的位置,完全可以让黄永胜、阎仲川、总参作战部密切注意苏联代表团飞机的动向,但他没有这样做。林彪是本着对党、对国家极端负责的态度,对苏联不放心,担心苏联会利用谈判搞阴谋。他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是随时准备为国家牺牲的。林彪是个军事家,打了那么多胜仗,那么年轻就当上了元帅。林为什么能百战百胜?就是因为林彪始终打有准备之仗。这么精明的一个人,怎么会对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没概念呢?他又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就算是外逃,飞机的速度是多少,航程是多少,还没搞清楚就外逃,这还叫林彪吗?林豆豆至今仍然坚持,林彪是被叶群和林立果绑架走的。
我在团河待了1年。1973年,在学习班里,又把我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把我关到丰台(就是邱路光他妈妈现在住的干休所那个地方,当时还没有起用),在那儿又关了两年。直到1975年9月,才结束审查,我又回北空工作。当年年底,组织上通知我转业,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要求回北京,不同意;我要求回广州,也不同意。我写了3次复员报告,他们不批,非要把我分到湖北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我坚决不去。我说:“我项阳(项阳是我文革中改的名字)活着不会去那个地方!要去,你们抬着我的尸体去!你们可以把我的话反映给北空领导,反映给空军领导,反映给总政领导,反映给军委领导。甚至反映给总理、主席都可以。你们爱反映给谁,就反映给谁。我坚决不去湖北!”后来,他们说:“你回广东吧。”我说:“不,我回广州。”因为我是从广州入伍的,但他们不让回广州。为回广东还是广州,又跟他们吵了好久。直到1976年9月,规定我们必须在十一以前离开北京。所以,我们是1976年9月30号上的火车,去了广东韶关。
四、解除关押后的经历
黄春光:1981年初,对我父亲公审结束后,中央就决定对他保外就医,安置在青岛。大约在4、5月份,中央专案组的人来找我谈话,说中央决定,安排我父亲去青岛,问我们谁去?我说:“4个孩子都去,全家团聚!”他们说:“那不行,规定最多只能安排两家。”当时,我就决定,我跟老三去。我是老大,照顾父亲那是理所当然的,老三在广西凤凰县的一个锰矿,那个矿到县城还有100多公里呢。老二和老四复员后回广州,条件相对好一点儿。就这样,决定我和老三去陪父亲。
实际上,自公审后,秦城的伙食标准就下降了。我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好,住进了公安部的复兴医院。1981年9月,我父亲是从复兴医院直接上的火车,在四弟和三弟媳的陪同下(当然,还有公安部的人员)到了青岛,住进了青岛台西医院。我因工作交接,大约是9月下旬到的青岛,在青岛无线电三厂任副厂长。当时,由组织出面安排,老三的爱人不用去单位上班,工资、奖金照发,专门在医院照顾我父亲。每天晚上,我和三弟轮流在医院照顾父亲,一周一换。我父亲的病房还比较大,是个里外套间,有卫生间,还给隔了个小厨房,配了煤气灶。每天下午,营养师到病房,给父亲看第二天的菜谱,由他自己点菜,饭菜由医院的食堂做。我们也可以在小厨房自己炖个鸡汤、煮个银耳汤,做些父亲想吃的东西。当时,父亲每个月的生活费是100元,包括交房租、交伙食费、订报纸、买水果等等,这是很紧张的。而我父亲以前的存款,在他生前一直没有解冻。我们三口之家,一个月也只有100多块。父亲生前一直想看彩电,实在是没有那么多钱去买,我只好把自己的17寸的黑白电视机给父亲看。现在想起来,我的心都酸。一年以后,我以父亲的名义给中央写信,反映100元的生活费太紧张。中央随后决定,给黄、吴、李、邱每个月增加100元的生活费。也就是说,每个月改为200元的生活费了。
1982年夏天,父亲尿血尿得很厉害,经检查,是肾结石。经过专家会诊,决定在9月份做手术。手术前,我跟医生说:“最好能在手术中检查一下我父亲的肝部情况。”我总担心父亲的肝脏,但手术时没有查出肝脏的问题。手术是由青岛最好的专家做的,术后恢复得也不错。然而,到了1983年春节前,父亲又出现了腹泻症状。在体检时发现,他已是肝癌晚期。医院是春节后才告诉我们的,说是为了让我们过好春节。父亲病重后,我们曾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信,要求换一个医疗水平更好的医院,要求送到北京或上海进行治疗。胡耀邦批示:“同意在青岛安排更好的医院。可让上海派两位专家来青岛会诊,如果身体条件允许,可以转到上海治疗。”随后,我父亲从青岛台西医院转到青岛人民医院。经过上海医生的会诊,发现我父亲的肿瘤发展很快,已经比较大了。医生担心,我父亲的身体无法承受飞机的颠簸,有可能造成肿瘤破裂,所以就没有转到上海治疗。从2月份发现,到4月26日我父亲去世,前后仅两个多月的时间。
父亲去世后,我们给他穿上了军装,戴上了红领章、红五星帽徽。开始,公安局的人还劝我们不要戴。我跟弟弟们说:“一个老红军走了,红领章、红帽徽是一个老红军的标志,看他们谁敢摘?!”本来,我们还想在父亲的遗体上覆盖一面军旗,但是跑遍了整个青岛市,都没有买到,就给父亲盖了一面红旗,公安部门也不再干预了。父亲的骨灰一直放在家里,我们为他布置了一个灵堂。1993年4月26日,我们才把父亲的骨灰送回老家湖北省咸宁市安放。2004年12月,我们正式为父亲下葬。
自父亲去世以后,我就想离开青岛,中间经历了很多曲折。直到1987年底,我给***写信,解决我回京的问题。那时,赵刚当总书记不久。我之所以给赵写信,一方面是因为赵和我父亲在广州时很熟;另一方面,因为陶斯亮能帮我,亮亮的母亲曾志跟***更熟。我让陶斯亮帮我转信,没过两天,陶斯亮就告诉我:“***批了,很快就会有消息了。”这时候,我才知道林豆豆在郑州汽车制造厂的确切地址,刚好我当时在北京开会,开完会我就跑到郑州看她。那是“九一三”之后,我第一次见她。我跟她说:“我给***写了信,要求调回北京,***已经批了。你是不是也给***写信,要求调回北京,让曾妈妈帮你转?”她说:“我跟曾妈妈不熟。”我说:“没关系。你去北京以后,叫路光带你去见曾妈妈。曾妈妈是非常好的人,对咱们这些孩子很爱护、很关心。而且,我去看曾妈妈时,曾妈妈还问起你的情况,她肯定会帮忙的。”
接着,我从郑州又回到北京。这才知道劳动人事部赵东宛部长接到***的批示后,让调配处的工作人员具体办这件事。他们曾经打电话到厂里找我,厂领导答复说:“他去北京开会,没回来,可能会去他母亲那儿待一两天。”那个时候,我母亲在北京。我一回到北京,我母亲就告诉我劳动人事部在找我。我便赶快给劳动人事部调配处打电话,他们说:“关于你的工作问题,总书记已经批示了。我们想了解一下具体情况,你明天能不能来?”我说:“能来。”第二天,我就去了劳动人事部。他们说:“你放心吧。我们保证,春节以前你就可以收到调令了。这样,你就可以回来跟你母亲一块儿过春节了。”结果,1988年春节前,调令没有来。这个调令等了4个月,直到6月份才接到调令。劳动人事部的同志很负责,因为是总书记批的,部长交办的,调配处的同志多次来电话问我,接到调令没有?我都说没收到。他们在电话中说:“山东省劳动厅怎么搞的?一个调令旅行了4个月!”
6月份,当我接到调令后,厂里说:“你还不能走,要把你的任务完成了才能走。”我说:“厂长呀,我先不办工资关系和党的关系,先把户口给办了,成不成?”我知道,只要户口进了北京,别的我都不怕了。我说:“不就完成80万利润嘛,我保证完成就是了。可有一条,完成了利润以后,你得把这几个月的奖金给我。”我两个星期就完成了。那时候,一两千块钱的奖金,也是不少钱呢。我进北京以后,到了一个三不管的单位,是海军航空兵和北京市农场局合办的一个公司,叫北京市燕海经贸公司。
邱路光:***的确给我们这些子女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当时,我在北京商学院当教师。我在那儿教了8年书,一直没有房子住,晚上就睡在教研室的桌子上。不幸的是,我的腰被汽车撞伤了,伤了8根骨头。正好,***的儿子回北京,我们俩是大学同学,关系非常好,他让我写封信。大概是1987年11月,我写了一封信,交给赵二军。二军进中南海回家也就10分钟,***就批了,二军给我复印了赵的批示。批条上面写着:“告诉部队,恢复原来的行政级别。告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适当分配住房。***。”我看了以后太激动了!有些事,搞10年搞不下来;有些事10分钟就搞下来了。这是一件事。
还有豆豆回京的事。春光见到豆豆后,不是让豆豆找我吗?那时候,打不起长途电话,我就给豆豆写了一封信,叫她来北京。她的电话打到我们教研室,说:“我怎么向厂里请假呀?”我说:“你管它呢,不用请假了。”很快,豆豆就自己来了。她来了以后,住在万寿路11号中组部招待所3号楼2层西头的房间。我就先找了亮亮,她在统战部上班。亮亮也是一个非常豪放、非常正义的人,她让我带着豆豆周末去找她。礼拜天,我们就去了。曾妈妈住在前面的1楼,亮亮住在后面的3楼。我让豆豆在外面等着,我自己先进去了。亮亮不在,给我贴了一个条:“路光,我有急事,你到前面去找老太太。”我就去了,曾妈妈正在院子里收拾花呢,我对曾妈妈说:“豆豆来了。”她说:“好呀。”我说:“你见见吗?”她说:“你叫她来吧。”她还问我父亲怎么样?我就带着豆豆从后面小门进去,见到了曾妈妈。因为不知道深浅,也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我没开口说豆豆的事儿,只是一般性的问候。正在跟曾妈妈说话的时候,亮亮回来了。她问我:“谈的怎么样了?”我说:“还没有开始谈呢。”亮亮就开口了,说:“豆豆很坎坷,她在郑州生活很困难。如果调回北京,能好一点儿。”曾妈妈说:“你说的这些,我也记不全呀,你写个信吧。”她当时没说答应帮忙转。曾妈妈坐在沙发上没有多说话,我们就在桌子那儿,由豆豆起草给***总书记的信。豆豆写好后,亮亮就帮她改。改了以后,豆豆就在那儿抄。抄完以后,亮亮原来准备自己去送。曾妈妈突然冒出一句:“这个信以我的名义送。”原来害怕打扰她,我们不敢提,实际上,曾妈妈这个人非常负责任。当时,曾妈妈给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野萍和一个老干局的局长写了封信。她的文化水平挺高,最后落款的一句话是“请赐见”,我第一次见到这个词儿。然后,写一个“曾志”。她把信交给豆豆了,让豆豆拿信去找中组部。曾妈妈胸有成竹,认为这件事肯定能办成。后来,豆豆跟张清霖就一块来北京了。豆豆到了社科院近代史所,张清霖被安排在北京市卫生局防疫处。
这事儿反映***是个有胸怀的人。林彪女儿的事儿,他都敢管,有气魄。***还帮春光的弟弟分了房子。当时,他弟弟在广州的房子很小。广州省委书记林若到北京开会,***说:“你们胸怀大一点嘛!”
五、对“九一三”事件的反思
黄春光:叶帅去世后,我曾找过叶帅的儿子叶选宁。我问他:“为什么打倒‘四人帮’以后,还把我父亲关到秦城去?我父亲跟叶帅的关系很清楚,从来没得罪过叶帅,对叶帅一直很尊重、很照顾的呀。叶帅当时是怎么考虑的?”他说:“这是按程序办的。”我说:“这说不通呀,解除审查,也是工作程序呀?”我跟选宁的关系还可以。叶帅在广东工作的时候,选宁上四年级,我上一年级,他经常带我们玩儿。叶帅调北京后,每年冬天都去广州。大人的事儿是我父亲安排,小孩的事儿就是我来安排。所以,我觉得叶选宁应该不会骗我。
我认为,1976年12月30日,我父亲被关进秦城,问题升级了,这里面汪东兴起的作用比较恶劣。叶帅和华未必想得到在当时情况下,要对黄、吴、李、邱怎么样。历史上,叶帅也是一方面军的,只不过他不是红一军团的。汪东兴在中央的时间很长,他知道的事情太多,心里太明白了。1971年“九一三”之后,把黄、吴、李、邱抓起来,就是汪东兴向主席提的。这是王洪文后来跟邱会作说的。江青说,自己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她咬谁,她就咬谁。我父亲对汪东兴的评价是,汪也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干了不少坏事。1977年初,中纪委接手复查此案。在黄克诚负责审理的时候,曾经缓和了一段。之后,邓的意见就比较重要了。我觉得,邓小平和彭真坚持严办,一个是抓替身,一个是泄私愤。
邱路光:中国人有搞臭观。我父亲的起诉书就是这样写成的。比如,说我父亲在总后党委会上攻击朱德,实际上是传达中央的精神。审判人员问:“这是不是你同意传达的?”我父亲说:“是。”“既然是你同意的,你要不要负责任?”我父亲说:“要负责任。”但是,他们不问,是在党委会上传达中央关于朱德的讲话,还是我父亲私下个人搞阴谋攻击朱德?也不问是传达中央谁的讲话?其实,这是传达叶剑英关于朱德的长篇讲话。我父亲说要负责任,是负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结果,公审说你要负法律责任。黄、吴、李、邱的法律责任都是这么来的。另外,彭真曾反复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他首倡的。但彭真作为公审的主持人,却搞了三个标准,把个人感情带入到法律中来了。对待同样的事,彭真的标准是,毛主席犯了错误,周恩来做了违心的事,而黄、吴、李、邱这些坏人是犯罪,要审判。按照法治的观念,审判之前,应该没有好人、坏人之分,即所谓无罪推定,不能搞有罪推定。另外,公审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情绪,什么意思呢?过去,你打了我,老子忍了;现在,老子上台,我整你也不客气!这就叫封建政治。关于黄、吴、李、邱的政变帽子,是否定文革以后唯一一个没有得到纠正的问题。
我觉得,邓小平不给黄、吴、李、邱翻案,是有原因的。一个原因是,黄、吴、李、邱是“双一”(注:指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的骨干,除了这几个人以外,肖华、刘亚楼、杨成武、罗瑞卿也都是“双一”的人。自建党、建军以来,“双一”是一直传承下来的骨干力量。包括总参谋部的建立,海军、空军的建立,以及在各大军区占的份额,都是以“双一”的干部为骨干的。其他的人都是配角。除了“双一”的人,能在部队占点儿份额的就是四方面军的干部,像二野和129师的干部。显然,黄、吴、李、邱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如果说毛主席当年搞错了,最起码要给这些人分配工作,至少要有名义上的工作。否定文革后,邓小平对共/产/党的经济体制和基本路线都有了另外的想法,他绝不会再沿用***时代的东西,他就是要在政治体系、组织体系上坚决干掉“双一”。他这么做,就是为了把部队这些人打压下去,“改朝换代”。所以,他上台之后,什么都不要当,就当军委主席。邓小平还专门下了中央文件,把杨成武搞到福建当司令员,把肖华搞到兰州军区当政委,把刘志坚搞到昆明军区当政委。当然,刘志坚虽不是“双一”的人,但他也是毛主席时代受器重的人,说这些人不能留在北京工作。他们平反以后,都被赶走了。像杨成武这样没有帽子的人,邓小平都不要,更不用说黄、吴、李、邱这样有帽子的人了,他能把你解放出来吗?!
第二个原因,公审绝不是为了维护毛主席。恰恰相反,把“四人帮”和黄、吴、李、邱搞在一起公审,是为了审毛主席的文革,是为了打击毛主席。文革中,“四人帮”在台上工作,黄、吴、李、邱也在台上工作,你们都是跟着毛主席路线的人。所以,公审这些人,正是为了否定***,打毛主席的。这里还有一点,邓小平对所有犯错误的人,都采取了宜粗不宜细的态度;只对黄、吴、李、邱,采取了宜细不宜粗的态度。但是,邓小平歪曲了基本事实,部队的***和地方的***正好相反。地方的造反派得到主席、江青他们的颂扬;部队的造反派在1967年的513后就被全部压下去了。“九一三”以后,部队的造反派狡辩,说他们不是造党委书记、司令员、部长、政委的反,是造跟林彪搞政变的反革命黄、吴、李、邱的反。他们说,黄、吴、李、邱1967年迫害了我们,我们早看出来他们是反革命了。邓小平把部队的***完全搞反了。所以,在公审刚开始的时候,本来要审黄、吴、李、邱搞政变,结果没有证据,抓不到把柄,就变成他们迫害干部、群众了。什么攻击老帅,整老帅的黑材料,打击了多少干部、群众,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等等。似乎这样就可以证明,黄、吴、李、邱跟“四人帮”一样,打击干部、群众。事实上,黄、吴、李、邱打击的所谓干部、群众,都是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目的是维护部队的稳定。那时候,清理阶级队伍、精简科室人员、搞斗批改,不是黄、吴、李、邱的政策,是党中央的政策,是毛主席的指示,军队机关能不执行吗?!当然,在执行政策上也有过头的地方,黄、吴、李、邱是要负领导责任的。不少人和事运动后期也是要甄别的,但历史没有给黄、吴、李、邱这个机会。
公审黄、吴、李、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找毛主席的替罪羊。这么讲,并不是说邓要维护毛主席,而是说邓要把他们当作毛主席的人来审判。当年说,黄、吴、李、邱的错误是搞政变,反毛主席,但这不是公审的原因。公审的原因是认为,他们拥护毛主席,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其实,主席挺对不起黄、吴、李、邱的。他们从娃娃开始就跟着主席革命,跟部队走了一辈子,结果怎么样?我父亲说过,他的经历非常简单,参加革命穿军装,打成反革命脱军装。他们到最后也没有完全醒悟,对党、对主席,仍然保持着很纯朴的感情。
万里是坚决反对公审的。胡耀邦跟我父亲非常熟,他原来也反对用公审解决党内问题。但后来小平决定公审以后,胡的态度就变了。1988年底,邱会作第一次到北京来,***的儿子去看我父亲。他跟我父亲说:“赵曾说过,看来,‘九一三’事件也是个扯淡的事。”邓小平这个人非常实用主义,也非常聪明。主席就是过于相信自己了。
黄春光:关于“九一三”的事情,公审的人员比谁都清楚,因为他们看了大量的档案材料。但是,他们还是按照官方的定性,开始作为政变处理,后来不说政变了,改成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然而,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文/化/大/革/命的潮流浩浩荡荡,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阻挡一下。这是中国体制最大的错误和悲剧。这期间,军委办事组不让中央文革小组插手军队,保持了军队的稳定。因此,我们对文革的认识,应该注意到有一股反文革的力量。这股反文革的力量,以军队最为突出。政府瘫痪以后,总理就靠李先念、谷牧、余秋里他们撑着,但没有军队的支持,靠这几个人能撑得住吗?所以,在文革中,军队对稳定全国局势应该是功不可没的。整个看下来,在文革中,黄、吴、李、邱走的是另外一个轨道。他们在台上,不能和主席对着干,但他们和主席最重要的支持者江青对着干,这本身就不得了!当然,还不能说军委办事组战胜了“四人帮”,但至少起到了牵制“四人帮”的作用,没有让文革向更恶劣的方向发展,在最动乱的时候支撑了党和国家的大厦。
邱路光:究竟谁应该对***负责?这是个大问题。并不是完全由林彪、“四人帮”负责,毛发动的文革,他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那些在主席身边的人,可都是拥护***的,包括刘少奇、邓小平,一开始都是拥护文革的,倒台后都是含着热泪向主席请罪的。当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主席,你发动***是错误的。”所以,文革的发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非常重大的责任,他们是不战而溃!像谭震林、陈老总,包括王震,他们在文革之初没受到太大的冲击,他们热烈拥护文/化/大/革/命,把对立面的干部骂成反革命。像谭震林就骂邓子恢,战争时期,谭震林跟邓子恢是最好的战友,他们在浙赣一带工作。文革时,谭震林到了农业部,指着鼻子骂邓子恢。王震骂萧克,都是你他妈的。陈云从八大到九大一直反复说,我再也不反毛主席了,我犯了很多错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认为,自己没跟上主席伟大的步伐,都说自己犯错误了,没人说毛主席犯错误。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一个态度,没有第二个态度。所以,说到文革的责任,不光要说群众的责任,更要探讨比黄、吴、李、邱更高一层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群体的责任。谁也不敢说自己没有账,这要相对来看。黄永胜以前是广州军区的司令员,他和陈锡联、许世友比起来,究竟是谁的欠账多?打宋任穷,打洪学智,打周桓,打的人多了!对张志新的处理,跟毛远新的关系,还有张铁生交白卷的问题,等等。黄永胜和他们比起来,欠账是最少的。研究文革,很多东西还得回到历史原点。因为很多规则在起点上就错了,结论肯定是不正确的。
黄春光:对文革的评价,也有一个大前提问题。前提不同,结论完全不同。主席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和***长期斗争的继续,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他看来,文革首先是一次革命,革命就是要砸碎旧的国家机器。所以,文革时期砸了公检法,是为了建立新的公检法。中央碰头会就是过渡性政权了。现在,否定文革,把文革当作一场政治运动,怎么衡量这个问题,还要深入地研究。现在,还有不少人对文革没有想明白,毛远新本来可以早些放出来,就是没想明白,多坐了几年牢。戚本禹坐了18年大狱,至今也没想明白。不管你把文革作为一次运动,还是作为一次革命,去否定它或是肯定它,其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共/产/党的体制。不管***干,邓小平干,还是张三、李四干,制度的内涵没有变,都不会有好结果。如果邓小平搞文革,很可能又会出现几百万右派。所以说,按照毛主席那一套搞不成,按照刘少奇那一套搞也不成。说到根上,还是我们的国家缺少民主法治的问题。
邱路光:中国是一个奇特的体制,政治取向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甚至株连到家属。一旦你完蛋了,你儿子也完了,你家人也受牵连。文革以前就是这样,你一倒台,全家都完,生活都没着落了。所以,在中国的体制下,由于很多政治上的原因,讲真话是很难的。很多人都是两面派,他知道事实真相,但如果是政治需要,他能振振有词地讲空话,讲假话。
我和春光都是在抗战烽火中出生,在红旗下长大,我们对***是有感情的。我们谈了这么多,没有为我们父亲辩解的意思,我们的心早就平和下来了。我们所讲的内容,和我们的父亲要不要平反毫无关系。我们只是讲历史事实,探讨我们的父亲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在文革中是什么样的心态,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错误和缺点?这些错误和缺点,是共/产/党老干部共有的,还是个别现象,抑或只是黄永胜和邱会作有?
来源: 《记忆》

Admin
Admin

帖子数 : 158
注册日期 : 13-01-16

查阅用户资料 http://hgy818.longluntan.com

返回页首 向下

返回页首


 
您在这个论坛的权限:
不能在这个论坛回复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