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体学说:“你们是最敢于造反而又最讲策略的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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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体学说:“你们是最敢于造反而又最讲策略的造反派!”

帖子  Admin 于 周一 二月 04, 2013 6:50 am

重发按:事实证明胡温集团是一个极右的反革命集团,也不可能左转,但此文在当时还是妥当的,现全文转发没有修改。
张体学说:“你们是最敢于造反而又最讲策略的造反派!”
1968年暑假,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文革前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接见了即将分配到云南的武汉革命造反派战士——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新华工革委会副主任、红司新华工第一副司令、原新华工红色造反团头头聂年生。我以他的“私人秘书”的身份随他一起参加了这次接见。
当时兼任湖北省抗洪总指挥的张体学风尘仆仆地从抗洪第一线赶到接见地——空军某师驻地。他一见到我俩,首先就问:小聂,还记得“二.八声明”时的一幅漫画吗?上面说我和你是互相吹捧,说我吹你们是“最敢于造反而又最讲策略的造反派”,而你吹我是“可以改悔的走资派,是毛主席的好干部”。他接着说,我还清楚地记得:1966年冬,你们是武汉市第一个喊“打倒王任重”的,可他当时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呀!同时你们却又是武汉市最后一个喊“打倒张体学”的,那年保守派红卫兵为了转移斗大方向,召开万人大会批斗我时,还是你们冒着危险把我救出来,你那次还负伤住了医院。他接着就问:小聂,你华业了吧?分到哪儿去了?什么时候走呀?当聂年生回答了他的问题后,他就说:你不要去了吧,留下来,帮我做一做工作。我当年的许多老部下都是一些好同志呀!我不好出面,你和他们都比较熟,你出面和他们谈一谈,帮他们认识认识错误,再和其他造反派沟通沟通,把他们解放出来参加革命。
应张体学的要求,聂年生留在了湖北,他按张体学同志的意见帮助解放了当时湖北省和武汉市的许多革命干部。但是在1969-1970年的“一打三反”中,聂年生被打成了武汉“北、决、扬”的“幕后总后台”,“反对林副主席的总指挥”,对此张体学同志是不同意的,可林彪死党曾思玉和刘丰也在整他的材料,他也没法。林彪集团垮台后,他一直关心着聂处生的“北、决、扬”问题,据说在临死前的遗嘱中,曾明确指出“聂年生不是五一六,也不是北、决、扬,是一个好同志”。正是按张体学同志这一临死前的指示,时任省委书记的赵修亲临咸宁地区,和当时咸宁地委第一书记一起到给聂年生办学习班的咸宁向阳湖农场,把聂年生接出来送回武汉。
当时的武汉,学生造反派基本上已全部分走,工人中造反派头头基本上都被当成“北、决、扬”头头和骨干分子被抓坐牢。聂年生联络了工人中的造反派,一方面积极为造反派翻案,要求放出朱洪霞等武汉造反派头头,另一方面独自担负起了领导武汉造反派“批林批孔”的重任。他和工人中造反派的后起之秀王华珍一起组织了武汉造反派十万人批林批孔大会,领导武汉造反派为误打成“北、决、扬”而坐牢的造反派头头要求平反昭雪,并最终获得了成功。除货真价实的“北、决、扬”分子(当年以形左实右而闻名、现在已经堕落为反***思想、反文革的极右分子鲁礼安等极少数人)外,其他被误打成“北、决、扬”而坐牢的造反派头头都获得了平反昭雪。而后在邓小平抓“三种人”时,由于一些老干部的力保,聂年生成了武汉造反派中唯一没有判刑的头头,在武汉无线电元件厂中当技术员,约在十几年前因肝癌而去世了。
  回忆这段历史,不由使我起在文革《十六条》中指出的:“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一)好的。(二)比较好的。(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由于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复辟,用这个标准来看现在的干部肯定是不适用了,可拿来看待文革前的老干部应是合适的。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是走资派,甚至一直都在走着资本主义道路,在文化革命中也没有能够改悔。但应该说,他们当年的没有改悔,一是当时我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只是萌芽状态,即使当年造反派对此问题也并没有真正认识,只是凭着对毛主席的崇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步一步向前走,好多人不也是不能理解,而走向了反面吗?而同时,当年的造反派也确实是没有能很好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致使很多老干部走向了反文革的对立面。可是面对当前的形势,他们凭着他们革命几十年的良知,他们中的多数人是知道改悔的,并已经认识到他们当年追随邓小平所干的事是错误的,他们愿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难道我们不应该表示支持吗?至于现在的中央是否能左转,胡温新政是否能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这是谁也不能肯定的事。但必须看到的现实是:近几年来,胡温新政的反贪腐,关心弱势群体的一系列措施使很多人对他们抱着很大的希望,促其左转是符合当前绝大多数人们的愿望的。即使以后某些人的说法被证明了是正确的,但在不能被广大群众认识下采取的超前行动又能得到什么人拥护呢?不要忘记革命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当你的革命行动,即使在以后能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在当前不能得到广大人民大众的拥护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回想文革中造反派的某些行动拿到现在社会中无疑都是革命行动,可在当时却违反了毛主席的战略步署,有的人甚至因此而走向了反面。历史的教训难道不值得我们吸取吗?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现在我们所处的社会还是***所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叶利钦式的俄罗斯。国际帝国主义、台湾反动势力、民运分子、轮子功成员忘我之心不死,他们一方面在搞“右转论”,一方面千方百计地企图推翻***,他们甚至不惜利用我们某些左派人士,不惜大力地鼓吹维权行动,支持他们的对立面——广大工人农民的争权行动,以达到他们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一切,难道不值得引起我们的充分警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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