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 到 的 毕 业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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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 到 的 毕 业 证

帖子  Admin 于 周一 二月 04, 2013 7:14 am

迟到的毕业证
1983年春季,和我同系同年级的老同学聂年生热心地陪我找到了已经退休在家的华工老院长朱九思,在听了我们的讲述后,朱九思对我说:“你在我们华工读了书,毕了业,我们就要给你发文凭,政治上的事情我们不管”,老院长讲话时面色凝重,语气坚定,我听了很是感动,接着,我又走访了时任华工人事处长的李振民,他对我说了和朱九思完全一致的话。正是“英雄所见略同”、“不谋而合”。
可以说是老天有眼,时来运转,1983年秋天,聂年生陪我去华工参加校庆三十周年的活动,正好遇上了已经调回华工工作多年的老同学胡延元,胡延元约我上他家去,在他家里聊天时,他听说我正在办理补颁文凭的事,热情地告诉我,说是华工女老师梁淑芬现在调任省副省长,可以去找她予以帮助,这样,在胡延元的陪同下,我在华工梁淑芬的家里见到了梁淑芬,梁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在听了我的讲话后,她说:“你的谈话归纳起来有两条,一是要求解决学历问题,二是要求解决政治问题,学历问题就是文凭,政治问题就是平反,就我现在的权限范围,只能给你解决文凭问题,平反的事要等到条件成熟后再解决”。
1984年4月的一天,下班后回家,看到华工教务处寄来了通知,要我本人直接交两张二寸的黑白相片去华工,几天后,我去华工交了相片,教务科的老师问我,你是要求把文凭寄到家里还是寄到单位,我说:“我现在有工作单位了,就寄到单位去,寄到家里还会有人以为我是在走后门”,老师笑笑,会意地答应了。
又过了一些时候,一天在市建工局拿补差的父亲下班回来,高兴地对我说:“我今天去了市建一公司,你的文凭寄来了,公司要你自己去拿”,第二天,我就去了市建一公司,当时的劳资科长胡保炎笑着对我说:“文凭寄来几天了”,这样,我取回了文凭。
我回家后,慢慢地看着这份已迟到了十六年毕业文凭,心中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慰,而令我没想到的是,在文凭的最后一面,居然清清楚楚地用印记标明我的毕业年限是1967年!看着这个难来的、难言的数字,一股早已消失的暖意涌到了心头……
几天后,我又去华工梁老师家,把文凭给她看,梁淑芬边看我的文凭,边笑着说:“真没想到这么快就办成了”。我再三向她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就这样,由于找对了人,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拿回了本应属于我的文凭,我是1960年考入华工的,是67届毕业生,本应在1968年毕业分配时拿到毕业文凭的,谁知命运多粲,直到1984年我终于拿到业已迟了16年的文凭,自辛亥革命后,中国开始有了正规的收取本科生的大学,本科生修学四、五年后毕业,除了毕业文凭,还有一个学士头衔,古代乐府诗里有语“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然而像我这样“十八上华工,四十得文凭”的,在中国不知有无第二个,所幸的是我总算是拿到了,我只希望我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这样不幸的幸运者,而今已是2004年了,回思起来,我依然深深地感谢省领导梁老师、朱院长、聂年生、胡延元等老师同学,谢谢他们这样同情并帮助弱者,而且不图回报。
冯天艾:原华中工学院无线电工程与自动控制系67届学友(原新华工敢死队的第二号头头),2004年9月于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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